过士行：写没有答案的事(2)

　　2019年上半年，《鸟人》复排，过士行选角儿，想让演员即兴来一段跟养鸟人的互动，再唱段京剧。来面试的年轻人一一应了要求，最后来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选段，过士行为这字正腔圆的唱腔欣喜叫好。

　　曲艺的爱好也是自幼的熏陶。父母在银行当职员，他跟着二姨姥姥长大。二姨姥姥喜听戏，收音机里每天都是相声、鼓书。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他津津有味地听着，草船借箭的故事里，鲁肃在渡江的小船里吓得哆哆嗦嗦，而诸葛亮气定神闲地喝起了酒。后来，他跑去翻《三国演义》，怎么也没找见这个映入脑海的画面。看了京剧才明白，那是马派在《群英会》里的演法。

　　1969年，17岁的过士行去了北大荒。那四年中，只有《复活》一本书是岁月里鲜亮的光，但得等到晚上，把它藏进被子里，才能去读。那个时候，想着能够回城当个工人也就满足了。

　　后来，他被安排回北京的工厂做车工，负责生产压面机和电机。他买了书来学技术，在车间练切削工具。舅舅说，这些将来都是要被机器取代的，都会自动化，他便不再上心。开会的时候，领导要人讲历史人物的儒法斗争，过士行用二姨姥姥那儿听来的讲法，来了一段曹操马踏青苗的故事，把严肃的政治生活弄成了评书演义。讲了半小时，他获得了一个月不用上机床的待遇。

　　1978年的一天，他在去洗澡的路上，听见工厂的大喇叭放出《北京日报》招考新闻学员班的消息。同事劝他去试，他感觉胸中有个微弱的火苗在窜起来。考试没有数学，语文卷子他得了将近满分。将要26岁的时候，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一年的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戏剧版。

　　从那开始，他干了15年记者，看戏成了工作，接触名家也是工作，每天忙于写稿，几乎没有业余生活，没时间读书也没时间沉淀。工作的模式和路数反反复复，但没有创作的空间。

　　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林兆华。1986年，过士行采访完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林兆华鼓励他，只要你写出来，我就可以导。他从最熟悉的事情开始，钓鱼、逗鸟、下棋。

　　第一部话剧《鱼人》就在1989年春节诞生，花了7天时间写完。他心里没底，写几句就要给林兆华打去电话，把台词念给他听，怕自己写出来的不是戏。

　　后来，林兆华一直认为，过士行语言里有老舍的幽默，还有自己独到的韵味。当然，对他的戏剧也有批评的声音传来，说这就是雕虫小技，把相声搬上了戏剧舞台。过士行倒不以为意。

　　最终，他决定放弃做记者，转而正式去写戏，自己去构造一个比现实过瘾的世界，他渴望观众。《鱼人》《鸟人》《棋人》三部曲完成于90年代初，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过士行想要写的，是这种时代环境下夹在着的无形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

　　2009年，过士行转型做导演，自编自导了话剧《暴风雪》。他自嘲不像林兆华可以找来大腕。以前，《鸟人》的剧本写好之后交给林兆华，演员阵容就能汇聚起林连昆、何冰、濮存昕、徐帆。

　　排《暴风雪》的时候，他在北漂里找演员，都是很年轻的孩子。演员刘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我从导演的角度来想，面对这么多新人，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会利用每个人的优缺点。作为演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很重要，能建立特别大的空间，还有办法让大家成为朋友。”跟过士行认识多年，刘丹觉得，过士行不会过分在意自己的表达要非常具象地呈现，而是会把他的认知藏到细节里，做一些减法。

　　每次，他们一起喝顿酒，吃顿饭，过士行马上就乐了。“他很可爱，特别热爱生活。当代好多知识分子有些沉重的东西，他没有。他好像可以转化孤独和痛苦，知道哪个是不想要的。”刘丹说。

　　前几年，过士行的老伴儿生了场病，刘丹看出过士行的着急，觉得自己之前的陪伴少了。身边的人离世和衰老，让过士行也流露出了对老之将至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的藏物和玩物被别人随意处置，他放不下这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有限悲观底色还是偏乐观的，有限乐观其实就都是悲观。”史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觉得老过比以前悲观得多吧，这也跟时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