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主题创作 重新成为一股力量(2)

　　在1949年后的艺术史上，李可染并非孤例。从徐悲鸿的《从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到五六十年代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黄胄的《洪荒风雪》和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再到八九十年代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等，主题创作涌现了一大批经典的作品，并成为重要的公共视觉记忆。

　　陈履生新著《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于去年国庆前夕出版，是继《新中国美术图史》《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之后又一主题创作专论。该著分为伟业、脊梁、建设、农业、军事五卷，还有“领袖”卷待出版。

　　对于“红色经典”，陈履生将其称之为“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政治诉求的这样一种主题的创作。包括像抗战时期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以来以各个政治运动以及生产建设相关联的这些作品。包括像以毛泽东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以毛泽东的出生地以及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作品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主题创作’，这类创作在题材上有它的特殊性。”

　　“红色主题创作”的历程折射出共和国七十年发展的切面。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当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李斛的《工地探望》、石鲁的《古长城外》、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现时，这批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家们在改造旧国画过程中所出现的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标志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具体的创作成果。

　　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这种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也为“新国画”在新社会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项目中的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展开，人们战天斗地投身建设的热情为山水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但是，画面中的公路、汽车、电线杆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图像，它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作品和传统山水画的联系。尽管这些作品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却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在时代的感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陈履生认为，围绕着这些新的题材，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画法，这也成为了这类主题创作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融合西方的造型、色彩，包括空间投资等等，使得传统的中国画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从而远离了传统中国画审美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得益于国家的推动

　　地域性美术创作唤醒红色记忆

　　在新时代下，主题创作并未过时，反而愈发受到时代重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希望能够回归到中国传统中国画基本审美规范的思潮。陈履生认为，实际上经历了新中国以来的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再也回不到过去，所谓的回归传统，是一种理论形态上的理想。

　　陈履生说：“在我们今天多元的社会中，既有传统的主题创作的延续，当然也有像传统文人那样表现自己个人心境、个人特色的一些山水花鸟的作品出现，总之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下社会的要求，使得本来在世纪之交已经呈现颓势的主题创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这是基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工程一个接一个的推动，使得这一类的主题创作呈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国家重大题材创作的开展和推进，很多地方也模仿国家美术创作工程，开展了地域性的美术创作工程。而参与其中的画家们则以叙事为主要特点。2019年间，马万东、廖宗怡、陈辉荣、李碧艳、冯功乐等画家随羊城晚报艺研院团队赴龙川写生采风，并以“十万挑夫上赣南”同题进行主题创作的尝试。马万东、廖宗怡版本选取了石头小道的密林中，轻松的环境下又暗藏着紧张的氛围，使人物环境与故事脉络更为贴切；李碧艳、冯功乐版本则用长卷的形式，以小写意的方法描绘这一经典的红色故事。

　　羊城晚报艺研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龙川红色革命事迹非常多，有“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军三年留守”、“十万挑夫上赣南”等等，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独树一帜，应该充分挖掘、大力宣传、广泛传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避居在港的文化界名人处境危急。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等组织营救。1942年，大营救拉开序幕，文化名人们风餐露宿，在地下党与游击队的帮助下，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闯过层层关卡，终于来到重要的中转站龙川县，前后经历了半年多，安全地撤离沦陷区转移到抗战大后方。陈铿的 《抵达龙川——1942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把画面色调处理成暖色，以表现那久远的，却值得纪念的红色记忆：“那种对民族文脉的珍视，对文化精英的抢救、保护，那天上的云霞，我想象成巨龙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