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在上的科学：84岁的他计划再去趟珠峰(2)

　　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尔走快一点就头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气。有人回忆，当时连施工用的卡车都需要“吸氧”——司机每天要用氧气瓶对着卡车的空气滤清器喷氧。

　　“我当时提出来，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时那样，用卡车把那个氧气罐拉上去又拉下来，那个不够用的，必须要建制氧站。”吴天一说。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高压袋。在高压氧舱里，“人就相当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吴天一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时建立三级医疗机构，平均每10公里一个医院。

　　他甚至想到了员工起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别小看晚上去厕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这‘一泡尿’上。”吴天一解释，“人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很可能懒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气温在零下30-40摄氏度，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使用了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环境污染。

　　吴天一给医务人员办学习班，教他们怎么在更早阶段判断常见高原病，与死神抢时间。吴天一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共济失调是高原脑水肿的最早症状，表现为走路摇摇晃晃和一些精神变化。而传统观念中，将头痛、呕吐或是昏睡昏迷作为诊断标准将极大延误诊断。

　　修建青藏铁路可可西里段期间，有一次有个工人在门口晃来晃去跨不进医院的门，医生立即认出了这是吴天一讲过的“共济失调”。病人因此被及时送往海拔更低的格尔木医院接受救治。

　　待在高海拔的地方并不轻松，这对谁都一样。长年行走在高海拔地区的医学研究者并没有得到自然环境的“特殊照顾”，头疼、心跳加速、心音低等缺氧反应是家常便饭，吃住条件也简陋。在海拔5000多米的村子里，整个队伍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有队员在夜间睡觉时耳朵里爬进了一只大屎壳郎。

　　吴天一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研队里有人得了慢性高山病，有的已经去世了，“但他们做出了事业上的成就”。“我们研究这个，必须首先自己蒙受缺氧，才能获取缺氧治疗和得到防治缺氧的知识。”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阿尼玛卿山考察，吴天一带领的中国科研队在登山的同时，也拿自己做实验。海拔5000米以上，他们每上升50米，就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进行记录，检测应激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海拔5620米处，他们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实验室，获得大量高山生理资料。

　　加上前期准备，吴天一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双眼因雪地反射和强紫外线患上了白内障，不得不植入晶体治疗。

　　即便如此，吴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称为“人间科学的天堂”。他和队员们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地震的当天，75岁的吴天一立即组织了青海省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医疗队，准备药品和汽车，要奔赴地震现场。省卫生厅的工作人员觉得他年纪大，又是院士，决定不了，就拦下他。吴天一掉头去了省政府大院。“我就说两句话，第一，我是搞高原医学的，我必须去；第二我现在就走，救命如救火。”他拉着领导从办公室的窗户向下望，“这些都是我们医疗队要走的车，我们马上就得走”。

　　震区平均海拔约4500米，吴天一搞研究的时候去过很多次。救援中，他早上5点起床，夜里11点回到帐篷。他发现内地来的医疗队在高原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要“救援救援者”。“路上的医疗队都撤回去，灾区（医疗队）已经饱和，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次救援任务。”他对北京来的官员说，“内地来的（医疗队）下撤到海拔低的地区，等重伤员运出灾区、到低海拔他们再发挥作用。”玉树救援之后，他立即开始总结高原医疗救援的特殊性和对策。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近50年后，他再一次将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成果推到了世界面前。

　　2004年，世界第六届高原医学与生理学会议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确定慢性高山病的国际诊断标准。此前，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秘鲁、智利等11个国家的学者都在争夺这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因为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地位，也是一种科学上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