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谈中国抗疫史(2)

　　张剑光：从历史上看，官和医都是结合起来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原因，地方官多少都懂点医学知识，衙门中也有专门的医疗机构负责看病，遇到疫情，医生总是冲在最前面。那么就我们今天来讲，我认为官员一定要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相信我们的医疗专家。还有就是应急机制和物资调配。古代社会比较简单，基本就是开仓放粮。但今天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还有怎么解决特殊时期医疗资源紧缺等等一系列问题。

　　文汇报：最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勾起了人们的文化乡愁。疫情面前，“文艺范”的应援在古代多见吗？

　　张剑光：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古代文学作品中记录疫情的当然有很多，但整体上还是以单纯地描述灾害现象为主，比如说清代人师道南曾赋《鼠死行》就用文学细致记述了死鼠与鼠疫的关系，其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不过倒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宋朝有个人叫刘邠，助司马光纂修著名史书《资治通鉴》，晚年不幸得了麻风病，眉毛全部落掉，鼻梁也断了下来，一直喜爱以诗文嘲讽他人的苏东坡就作诗给他，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弄得他哭笑不得。

　　疫病和人类一直是共生的，要有正确观念和必胜信心

　　文汇报：历代有哪些研究和治疗疫病的名家和学说？

　　张剑光：关于流行病流行的原因，在《内经》中，我们祖先就注意到了气候和疫病的关系。古人认为人在身体虚弱时，受了一种“虚邪”之风的侵袭，就会生病。西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出了一套认识疾病的理论，并且他已根据病情变化来制定不同治法，开创了中医对疫病的辩证施治方法。这之后还有葛洪的“毒厉之气”、吴有性的“戾气”说，金元时期刘完素的火热致病、李杲的“内伤学说”、王好古的 “阴证论”、叶天士等人的温病学说等等，都是对流行病成因的探讨。其中，有一些学说还比较有科学性，比如说明朝的吴有性就提出了传染病的两个传染途径：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叶天士就更进一步，他指出温邪侵犯人体的途径不是通过皮肤，而是通过口鼻进入人体，并以此创立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转心包”的理论。后面清代的刘奎、王士雄等，把温病学说更加具体化。总的来看，这些医学家都是临床医生，他们在许多治病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理论性的总结，而且对病症越来越细分。

　　文汇报：您书中提及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时，华人染疫者不信任西医。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成为普遍的治法。对此，您怎么看？

　　张剑光：当时的背景是西医刚刚进入中国，几千年来国人受中国文化熏陶，对西方人引以自豪的西医并不习惯，对其治疗并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倒不是说西医本身不行。我们经常讲“中医治未病”，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病的时候，我通过调理你的身体，增加抵抗力，这也是更积极的预防对策。当下，新冠肺炎尚无有效药物，中西医作为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优势，应相互补充，协作攻关。我们都看到，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中西医结合救治疗效更加明显。

　　文汇报：《病毒星球》最后一章标题是“与病毒共赴未来”，《中国抗疫简史》最后一章标题是 “抗击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战”，您为何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力量？

　　张剑光：我没有读过《病毒星球》，但“与病毒共赴未来”这句话，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历史上看，疫病和人类一直是共生的。人类战胜了老的疫病、有了预防措施，新的又不断冒出来，不断地对人类造成麻烦。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命运的抗争。决不向疫病低头的勇气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经贯之的。无论是帝王、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难免会惊慌失措，但更多的是凝聚精神思想，用一切科学的办法和措施，与疫病作殊死的斗争，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一个疾病对国家和社会来讲都是一场磨练，我们的应急能力、组织能力、物资供应能力、对民心的凝聚力，都将在这场磨练中不断向前。人类走到今天，病毒从来没有把人击垮，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一定能战胜新冠状病毒。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