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手札正越来越多进入人们的日常视野(2)

　　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陈旧而迷糊。”朵云轩是著名的笺纸店，也是如今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之一，朵云是书信的另一个别致的名称。唐代郇国公韦陟，为人风雅，用五彩的信笺写信，内容是侍妾按照他的意思所写，自己只是在后面署名，把“陟”字写得像五朵云彩的样子，一时风靡，号称为“郇公五云体”，后来就以“朵云”指称书信。

　　书信的历史悠远绵长，据说最早付诸文字的书信存在于甲骨

　　“信”字从人、从言，人言为信，尚无文字的年代，消息口口相传，有了文字，口信就成了书信。

　　书信的历史悠远绵长。据说，最早付诸文字的书信存在于甲骨，而最早的家书是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两个秦国士卒留下的两片木牍。《文心雕龙》的《书记》篇中说：“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谒公孙弘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志气槃桓，各含殊采”，而且“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这点“寸心”，赋予了尺牍传递信息的功能之外更辽远深沉的境界。

　　魏晋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由的灵光随处泼洒。人们在书信往还中不独谈学议政，更能述胸怀、叙离情、参玄幽、记远游……喜怒哀乐，无情不可以宣之于尺素，风花雪月，无景不可以展布于笔端，至此，书信终于不再是单纯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了具有独立地位、特殊风格的文学样式。

　　中国有墨迹留存的书法史，正好从西晋开始了，而其中最早的墨迹《平复帖》正好是陆机写给友人一封信。实际上，汉魏碑刻之外，中国早期的书法史几乎就是由信札组成的，除了《平复帖》，还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大多数作品、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宋代之后就更多了。

　　信札出于此手，观于彼眼，是很私密的东西，折射一地之境，一时之事，一人之情，未必面面俱到，却足够真实。正因如此，它于历史、艺术都有独特的价值。于历史言，它仿佛海洋里的一滴水，虽然海洋由水滴组成，但每一滴水都是对海洋的补充与佐证；于艺术言，它是个别致的侧面，在正襟危坐的书法作品以外，展示最随意最自由状态下的书写，暗合了中国艺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魏晋高古，宋元珍异，从数量上说，明清的书札留存的比较多，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与清代相比，明人的书札更多地保留了古朴的意味，这种古朴的意味既是形式，也在内容。

　　据笔者接触过的明人书札，大多式样质朴，内容简洁，少有连篇累牍，然而言辞修洁，书法精美，各具面目，各有妙处，它们就如同一颗颗细小奇妙的宝石，由时光与岁月磨砺而成，当你用适合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会发出奇异的光芒，为你照见历史的一角。如上海博物馆藏有明朝东林杨涟、周顺昌、魏大中、缪昌明、周宗建五君子手札，其中杨涟一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长安人为二魏报仇以报恩，百方计弄不肖，寻莫须有之事不得，竟捏无是公乌有先生，可笑！既捏造有书，招枢辅入内称兵以清君侧，激怒皇上，又指枢辅之请缓决杨熊等为弟手书，尝求分杨熊打点八万之数。日前拷问汪文言，招扳至于五毒俱备，又用铁繍鞋迫之死，死而复生，汪竟未招，而奉旨竟坐与诸人共逮。杨事糊粘不上，熊事弟原有参疏，熊极相恨，……今乃坐之受贿营脱，以枢辅之救熊为证，其实枢辅弟曾未与往来一书，架空捏作至此，独不畏鬼神乎？附闻以发一笑。”

　　此信不知写于何人，想是一亲近友人，信中所涉及的是晚明轰动朝野的大事。“二魏”即魏忠贤，所谓报仇则指杨涟在天启四年(1624)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引起轩然大波，朝野震动，也成为后来东林党人罹遭大难的导火索，从此魏忠贤恨极杨涟。“招枢辅入内”事指蓟辽督师孙承宗因魏忠贤专权，在天启四年先后将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罢官驱逐，恐上书难达，便欲以贺寿为名入朝面奏，以弹劾魏忠贤。依附阉党的魏广微得知后告知魏忠贤，说孙承宗打算以清君侧为由杀他，最后魏忠贤乞求熹宗下旨令其返回辽东。后来熊廷弼下狱，孙又想救熊。这些事与杨涟毫无牵连，信件的最后杨自陈与孙承宗从来没有书信来往，而阉党却将之算在杨涟头上，因此杨愤而反复写道“竟捏无是公乌有先生”、“架空捏作至此”。“杨熊”即杨镐、熊廷弼，先后两任辽东经略，因萨尔浒与广宁两战惨败，已经分别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启二年(1622)罢官入诏狱，并在崇祯二年(1629)、天启五年(1625)被杀。魏忠贤记恨杨涟，想要构陷他的罪状是在熊廷弼入狱后收受他的贿赂，关于受贿的数目记载纷纭，有说两万两，有说四万两，这信里说的明白，原来有八万之数。而杨涟受贿的凭据，魏忠贤一度试图从汪文言口中获得。汪文言是东林党中的异类，他不是御史言官，而是狱吏出身，心思机巧，善于筹谋，利用宦官，依附东林。天启五年(1625)一月，汪文言被捕下诏狱，负责审问他的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指挥佥事、东厂“五彪”之一许显纯。许显纯以酷烈著称，“拷问汪文言”至于“五毒俱备”，所谓五毒即是包括棍、拶在内的五种酷刑，除此以外还用了“铁繍鞋”。所谓铁繍鞋，即红繍鞋，大约是将烧红的铁鞋套在犯人脚上的刑罚，据清人《啸亭杂录》这种酷刑正是锦衣卫镇抚司的发明。汪文言死于同年五月初，至死没有一个字的招认，《明史》中说他“备受五毒，不承”，并未提及“铁繍鞋”，方知东厂酷烈以至于史不忍书。杨涟的信里没有提及汪文言的死，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在天启五年一月到五月初之间，以汪氏所受刑罚来看，应在其死前不久，或者就是在四月，此时的杨涟已经被魏忠贤矫旨革职为民了，不久之后，杨涟也将要被投入锦衣卫大牢，他在这封信里提及的种种酷刑将施用到他自己身上，而距离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了，晚明的历史即将揭开最为血腥的一幕。对于种种加诸于身的莫须有的罪名，杨涟质问“独不畏鬼神乎”，继而轻描淡写地用“附闻以发一笑”结束了这一通信件。字里行间，有愤怒、有不齿、有讥讽、有轻蔑，而没有退缩与畏惧。

　　能够背负多么沉重的历史，书札就能够承载多么旖旎的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