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角下的1918年大流感(2)

　　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是理解这场流感大规模流行及产生多米诺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轮船、火车、汽车、电报等新发明所形成的现代交通和通信网络，也将地球大大缩小了，在此情况下，一种地方性流行病完全可能发展成为全球性传染病。这场流感从美国暴发，随美军传播到欧洲，然后通过英国迅速扩散到其遍布世界的自治领地和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西非和南非都出现了严重的疫情，进而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流感传播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导致了一些多米诺效应式的社会变化。例如，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尼日利亚，传统粮食作物是薯蓣，但1918年大流感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口死亡和劳动力短缺，于是该国放弃薯蓣而改种劳动消耗较少的木薯，由此成为木薯生产大国。因此，从整体、跨国、关联和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传染病和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历史的新维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流感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温床，流感又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影响。1918年大流感得以迅速传播，战争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参战各国军队的集中和大范围快速调动，导致流感广泛传播。而德国等参战国出于战争需要对疫情的隐瞒，以及缺乏相应的控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感的传播。面对跨国性的疾病传播，各国本来应该相互协调共同应对，但在战争条件下却对流感各自为战，缺乏信息共享，这就很难控制流感的跨国传播。

　　各国应对流感的措施，体现了不同文化应对疫情的差异。例如，中国在应对这场流感时与西方国家在隔离患者、保持清洁卫生等方面相似，但在具体措施方面却存在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用于杀菌的物质通常是薄荷醇、桉树、苯酚、过氧化氢等，通常用水和次氯酸钠的混合物来清洁街道，医生普遍使用的治疗药物包括水杨酸盐、奎宁、可待因、樟脑油等，疫苗基本上是一种肺炎球菌、链球菌和费佛杆菌的混合物。在中国，应对传染病的消毒普遍使用石灰，如1918年《热河警察厅致三区警察署训令》中提到的消毒药剂包括石炭酸水、升汞水、生石灰、格鲁儿石灰水、加里石碱或绿石碱等。《承德县公署布告稿》中要求民众“室中均宜多喷石灰水或遍撒干石灰，并用大黄、苍术烧薰，以消疫毒”。有学者认为，在当时中国民众就医主要依靠中医而非西医的情况下，中国在这场流感中相对较低的死亡率，表明了中医的独特作用。

　　(作者：刘文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