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律的文学表达(2)

　　其二，考察文字语言承载的法律知识，可谓广义的法律与文学研究。(1)表达法律概念的文字。例如，通过分析“刑”“法”“律”的字义，考察早期中国法律概念的变迁，并进一步解释古人的惩罚、正义和罪罚观念的变迁；又如，通过分析“讼”“狱”的字义，揭示早期中国的诉讼观念，具有两造对簿公堂“辩是非、争公道、定罪罚”的特点。(2)表达法律规范、法律观念与法律情感的词语。徐忠明《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与诉讼心态》一文，霍存福《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一书，通过仔细解读大量成语、格言、谚语、惯用语与歇后语，借以揭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复杂面貌。这些资料，既表达了精英话语较少涉及的法律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底层民众法律观念的特殊性，也反映了精英与民众相通的法律观念，又说明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普遍性。(3)表达律例条文的歌诀。为了便于读者的记诵，在明清时期的律学文献和日用类书中，还出现了一种对律例进行文学化表达的歌诀。陈锐《清代的法律歌诀探究》、徐子淳《清代律例歌诀探析》，对法律歌诀的文学意义和司法价值，都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这种对律例的文学化表达，固然有其方便记诵的实用价值，但也会产生化约甚至曲解律例的弊端，从而使律例失去精确性。(4)传播法律知识的汉语教材。龚汝富在《明清讼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宋代幼儿识字课本“四言杂字”的诉讼知识，而徐忠明的《老乞大与朴通事》则全面考察了朝鲜李朝时期汉语教材传授的法律知识。尽管《老乞大》与《朴通事》等教材，只是为了满足朝鲜人特别是商人学习汉语的需要，然而它们之所以介绍某些特殊的法律知识，显然是因为它们是朝鲜商人来中国贸易时必须具备的专门知识。这意味着，掌握这些知识，即能满足在中国旅行、生活和贸易的需要。研究这些教材，对我们了解传统中国法律知识的核心内容与普及程度，具有极大帮助。(5)对司法文书的文体学和修辞学研究，可以成为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另一分支。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朱洁琳《唐代判词的法律特征与文学特征》、陈锐《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等论文，可以说是研究这一领域的先行之作。

　　上文的梳理与评点，只是传统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大致轮廓和若干特色。然而，这一粗略的线条勾勒，足以说明，上述研究课题，对拓展中国法律文化史的史料范围，更新中国法律文化史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皆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还可以为我们更有效地进入历史、感受历史、解释历史，提供一般史料所不具备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研究，不只要考察历史中国的法律与实践，还要进一步解释传统中国民众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和法律情感的丰富意蕴。为此，深入研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会有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