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体嬗变(2)

　　“戏曲改良”在近代也浮出地表，并呈现出新的风貌。史料显示，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业已兼顾了戏曲，认为小说戏曲的改良势在必行，戏曲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越性。他在《劫灰梦》传奇中说福禄特尔(即伏尔泰)编剧本以求振兴民族精神，就借此阐明了戏曲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小说丛话》中则指出戏曲的“唱歌与科白相间”，可淋漓尽致地展示人物的性格与行动，通过各种戏曲表现方式包括“任意缀合诸调”亦可表达“自由之乐”。近代许多热衷于“戏改”的倡导者们大都非常看重戏曲的教育功能，强调戏曲在启蒙开智、兴邦建国中可以发挥很大的社会影响作用。如梁启超、陈去病、天修生、陈独秀等都强调戏曲的社会功能，认为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具有更加直观的形象化的特点，有形有声有色，“虽聋得见，虽盲可闻”，有现场感，能够感染观众，故应大力提倡。陈独秀在《论戏曲》中甚至空前强化了戏曲的宣传功能，特别提出“采用西法”“戏中有演说”等观点，虽然有倡导概念化之弊，客观上却也有推动戏曲变革，并进一步走向民众的作用。

　　总体看，近代文学文体确实出现了比较全面的嬗变，四大文体都有一些“革命性”的变化，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同时也都体现了承前启后的中介特征，在文体的古今演变过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近代文体的“中介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历史性的“承上”，即对古代文体自然而然的继承，前述诗歌、散文、小说与戏曲四大文体都是依托既有的古代文体进行实质性改良的，根本做不到另起炉灶，这大概也是学术界习惯上仍将近代文学纳入“古代文学”大格局的内在原因。其二是过渡性的“启下”。近代文学发展包括文体嬗变的意义是指向现代的，具有指向当下、开启未来的价值取向。有学者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话语既有思想史的“现代性”意义，其实也有文体史的“现代性”意义。比如诗歌的近代化，无论在内涵还是形式方面都带有过渡性的特征，各种诗体有限度的尝试包括口语化、新语句的采用，启发了后来者可以进行更多的诗歌艺术探索。其三是与时俱进的“载道”。古代文学的“文以载道”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或“文心文道”，到了近代也只是在体式上有所嬗变更新，在“载道”功能上依然受到重视，四大文体甚至被赋予更多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使命。文体所载的“古道”可以被置换为“新道”，但仍是“旧瓶装新酒”，新旧交合或杂糅的形态也别具魅力，也可以沁人心脾。其四是古今中外的“磨合”。文学发展和文体嬗变都与特定时代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被动性开放”，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古今文化嬗变会通的背景下，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遭遇促发了“文化磨合”现象，也助成了“文化磨合”思潮的潜滋暗长，对近代文体的创化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比如在散文、小说和戏曲的变革过程中，外国文艺的译介和西方媒介(报刊)传入的影响就极为明显，在众多文学文本中都可以“析出”古今中外的文化元素，都可以看到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化配方”以及具有磨合痕迹的文句和故事。

　　总之，中国近代文体毕竟发生了明显变化，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开启了中国文学进入“大现代”建构的旅程，而这个旅程最引人注目也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近代文人上下求索的“文体革命”诉求和难能可贵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