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本与根(2)

　　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四库的大逻辑还是批评史的小逻辑，经、史、子和诗文评这四种范式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借用《文心雕龙·宗经》篇的话说：经是“根柢槃深”，史、子和诗文评则是“枝叶峻茂”。经学范式是根本，是纲纪；史、子和诗文评范式是衍生，是羽翼。前者是刘勰所说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后者则是戴震所说的“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即从“小学”(文字学)经由“经学阐释学”再到对文论关键词的释义与诠解。经学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关注“字”“词”“道”之关系，由“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条路径，衍生出诸如文以载道、通经致用、以意逆志、立象尽意、深究诂训、精研义理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从“经学范式”这一根本或枢纽出发，若“原始以表末”则有“史学范式”，若“敷理以举统”则有“子学范式”，若“选文以定篇”则有“诗文评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审美范式及形式主义范式”构成互释互证、互参互渗。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从20世纪初的草创到21世纪初的繁荣，其标志性成果均为“批评史”论著。不同体例和风格的批评史，自觉引入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史识、史观和史法，力图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

　　《总目》子部总序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学“博明万事，适辨一理”，既融通百家之义，又自立一家之言。笔者曾尝试以子学的眼光和方法开拓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揭示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如何孳乳出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话语方式铸成中国文论理论形态的人格化和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酿成中国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印度佛教对世界的想象和中国禅宗对语言的超越又为中国文论提供了理路与诗径相统一的可能。视野弘阔与思想争鸣，兼收并蓄与新见独标，是批评史研究子学范式之优长。

　　比照现代学术分类，四部中羽翼经学的史、子、集三部，史学和子学分别与历史学和哲学相通，而集部之学则与文学相通。《总目》集部分为五大类，一头一尾的“楚辞类”和“词曲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诗文评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而“别集”和“总集”两大类所著录和存目的典籍多为诗文之作。明乎此，则可以说《总目》集部之目录提要就是具体的文学批评：集部不仅仅有“诗文评类”，集部提要也大多为“诗文”之“评”。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古代文论及文化的通变，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而且接续了子、史、集之“史论评相结合”的具体批评的传统。后者使得中国文论在借鉴“西方范式”的同时，对失焦于“文学”、以“理论”自身为目的的倾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从而远离“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窠臼，远离“理论生成理论”之陷阱。

　　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借鉴西学范式的同时，要发掘中国资源，总结中国经验，归纳中国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总目》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研究，不仅构筑了扎实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基础，而且提供了精湛厚重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堪称经典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