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2)
如果说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现代历史意识，那么当下的历史性体制——阿尔托格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其开端——则可以接续二战以来在欧洲逐渐兴起的后现代历史意识。1989年之后，冷战所铸造的世界格局消失，新自由主义的一支独大似乎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然而，新的国际秩序给人们带来的却是一种更加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文明内部的冲突——族裔之间、文化之间——也在加剧。以往那种将人归属于某种群体的情感和认同消失了，代之以个体性的张扬，而这种个体性在以满足自我为目的的消费主义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加速发展，它创造出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部。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关于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转瞬即逝的状态中，再无永恒的价值。甚至人们的历史意识，也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特征。对此，阿尔托格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当下主义的自我封闭和短视关闭了未来。
超越当下主义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
关于当下主义，阿尔托格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由于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三十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在当下主义的时间经验中，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其结果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与行为都以当下的价值来衡量，而与未来无关。当下主义的这一弊端，在近年来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对全人类造成威胁的问题前，显得尤为严重。因为对环境和生态的消耗，完全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透支人类未来的表现。
而与当下主义相伴随的，是一种力图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悄然复兴，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回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粹主义排斥全球化，强调民族利益优先，它期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这种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意识的再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不满和挑战，但却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今天，在当下主义和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双重夹击下，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既不能沉湎于当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重塑现代的历史性体制或者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时间意识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既定的方向感，人们才得以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
当然，对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需要我们同时考量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并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仅仅以某种时间向度为重。唯有此，人们才能兼顾经验(过去)、期待(未来)和利益(当下)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类通向未来之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历史时间之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最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