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五言诗之经典化重塑(2)

　　其二，文献重编。乐府被改写成书面文本后，被编入别集、总集、类书等，成为作者、文类、时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文献重编中，这些作品遭遇了又一重变形，本文称之为第三重变形。可以汉魏五言诗重要代表曹植为例。曹植本集编于魏景初年间(237—239)，早已佚失，后代曹集辑佚本之作品数不断增长，由宋代两倍于本集，到清代以来三倍于本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人不断辑入散落各处的署名曹植的乐府。乐府与作者的关系原本松散，现存文献中，汉魏五言诗出现不同署名的概率较高，即可为证；因为松散，也就相对随意，使得一些伪托作品可轻易系于曹植名下。学界大多认同《七步诗》出于伪托，但曹集中五言伪托者恐怕不止这一首。

　　文献重编中也包含部分改编，如增添书面化诗题。这些诗题不仅关系作品在总集、类书中的类属，还关系它们在史述中的地位。例如，《文选》“公宴类”录曹植《公宴诗》、刘桢《公宴诗》，“游览类”录曹丕《芙蓉池作》，这些诗题就是后人为乐府添加的书面化诗题。“公宴诗”之题来自类别，以类别赋题，是后人为乐府增添题名的常见方法。但三诗多有应和，本为同一情境下创作的同类乐府，何丕诗独赋以“芙蓉池作”？何况丕诗全未及芙蓉。稍作揣摩，即可看出编撰者用心：《芙蓉池作》被置于“游览类”之首，是唯一来自东晋前的作品；“游览类”是《文选》中重要的诗歌类别，有一来自建安的开拓者，最能契合时人对建安五言诗的尊崇。正是为了这一看似合理的史脉，编撰者将同类乐府赋以不同诗题，而分置两处。由此可见文献编撰与史学观念的彼此合作。

　　其三，内涵重释。如前文所述，由音声呈现方式所决定，乐府表达的常非一己意图，而是公众思想；但后人大多忽视了这一点，多视之为作者私人情怀。本文称之为第四重变形。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以“观风俗，知薄厚”论“歌诗”，即立足其社群共享性，故可观一地之风俗。魏乐府虽与之有异，以帝王、文士之作为主，多受书面作品影响，不乏个体感受，但其社群共享的总体特征并未改变。《文心雕龙·明诗》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述建安五言诗，仍立足其社群共享之宴饮娱乐背景。朱自清《诗言志辩》说，“十九首还是出于乐府诗，建安诗人也是如此。到了正始时代，阮籍才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至少也认为正始前，乐府不专咏一己情怀。

　　以贤人不遇为中心的自传式阐释，是后代曲解汉魏乐府的常见模式。如班固《咏史诗》，《文选》李善注所引题之为“歌诗”，后人加以“咏史”的书面化题名，评笺者又将班固两次入狱的人生经历与之关联。若将该诗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缇萦救父本事对照，可见此诗只是简单文体改写，缺乏个体创造，为乐府传播公众思想所常见。曹植《赠徐干》《赠丁仪》《三良诗》《名都篇》等诗在《文选》五臣注及后代评笺中的误读，与之类似，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暂不展开。

　　由以上三个方面、四重变形，可见主流史述所本之汉魏五言诗，远离其原初形态之概貌。关于早期历史中口传作品到书面作品的衍变，全世界学者都很关注，又以《荷马史诗》等研究创获最多。《诗经》、汉魏五言诗之经典化重塑与之相关，又有其独特性。在更加深入的视野中，重审这些文学史现象，可以丰富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