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家冯天瑜修订新书献给武汉父老乡亲(2)

　　冯天瑜：抗战胜利时我3岁，随父母来武汉。对于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充满深厚的情感。对经历大疫的武汉的复兴，我抱有充分信心。武汉乃九省通衢，具备上佳的自然禀赋和雄厚的经济、文化底蕴。拙著《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详论于此。将武汉置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察，其区位优势都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美国、日本都将武汉称为“东洋芝加哥”，此非虚誉。汉口外贸曾“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武汉工商业名列全国前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到21世纪，武汉突飞猛进。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学生数量超过百万，居全国第一，也即世界第一。武汉人民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富有创造力。诸多因素，决定了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重现辉煌。

　　记者：在您看来，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对“全球化”发生何种影响？

　　冯天瑜：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是十分严重的事态，正如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所预测，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用“封城”以至“封国”应对之，这势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各国、各地区的自我封闭将成为一种走势。而新冠病毒的变异性、顽固性将导致疫情较长时段演绎，加之各种次生灾害，将在数年间危及经济活动，并影响国际政治，故不可对形势盲目乐观，我们更当未雨绸缪。

　　有论者认为，“全球化”萎缩，封闭主义抬头，是今后趋势。我以为，不可一叶障目。各国“封城”甚至“封国”以应对疫情，这势必令全球化受挫，孤立主义借机抬头，但这是短期现象，也将波及中期，但不会笼罩长期。因为，“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传递已成惯性，如产业链各国分工，一国一地难以完成生产全过程，故经济一体的基盘大定，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转。但各种程度的调适是会发生的，我们应当做好科学的调适。

　　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冯先生有哪些启示？

　　冯天瑜：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可略列几项：

　　其一，提升国家和民众的生态意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其无限膨胀，是非常危险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化生态学，对此有所反思，主张人类应从“制天”回归“顺天”，从一味征服自然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尊重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给我们以教训：在利用自然之际必须顺应自然。

　　其二，面对大疫对人类的惩戒，我们必须完善卫生保健系统。近二十年卫生保健工作有明显进展，但还须提升，时下我国医卫支出在财政总额所占份额偏低。今后应当较大幅度增加医卫投入，建立比较完善的医卫系统，既满足常规需用，也有益于应对紧急。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此次全国军民抗疫中的“仁心侠行”应予保持与弘扬，高举人道、民主、法制旗帜，发扬南丁格尔治病救人精神，对于本国、本地区发生的灾难，充满忧患和同情，及时伸出援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灾难，也应满怀情志，而不是以邻为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