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与历史上的瘟疫(2)

　　虽然英国王室在疫情结束后，着手改善伦敦地区卫生条件，类似的瘟疫也再未出现，但是这次瘟疫对于后世的英国文人影响十分深远。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眼中，伦敦城赫然就是一座“瘟疫之城”。简·奥斯丁也曾写道，“在伦敦，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在那里“无人能够保持健康”。久而久之，这种对于伦敦城的悲观论调逐渐演化为了一种恐慌情绪，折射出藏匿于人性深处的那一份懦弱。当描写瘟疫时，恐惧成为许多英国作家共有的情感体验。1762年，当詹姆斯·鲍斯威尔访问伦敦时，他颇为“担心自己得了伤寒”。在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中，当叙述者走过泰晤士河畔的街巷时，他观察着“路过的每一张面孔”和面孔上呈现的“虚弱”而“愁苦”的印记，同时聆听着“婴孩恐惧的啼哭”。这声声“啼哭”似乎暗示了整个伦敦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居民在瘟疫面前已然退化为稚嫩无助的婴孩，对瘟疫的突然出现感到恐惧至极。而这“婴孩恐惧的啼哭”声似乎早已响彻在了笛福和其他一众英国作家的耳中。

　　3、二十世纪的思考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世纪的大门，文学家们对于瘟疫的态度和反应渐渐发生了变化。与十七世纪伦敦“啼哭”的“婴孩”不同，二十世纪作家们逐渐成长为更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在面对瘟疫话题时，他们已不再一味地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坏力，抑或单纯地发出誓死迎战瘟疫的“呐喊”。反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从瘟疫话题入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为深刻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们看来，瘟疫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隐喻，流窜在花花绿绿的图书封面之下。一方面，瘟疫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比喻社会的顽疾。另一方面，它亦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反思人性的复杂和微妙。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描写了里厄医生等一批人抗击鼠疫的过程，歌颂了他们无畏的抗争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加缪也借此故事，通过诸多“荒诞”而又“现实”的情节，用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的鼠疫事件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文明、社会体系以及道德标准的崩坏与垮塌。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猩红疫》延续了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在《最后的人》中对于瘟疫传染性及其影响人际交往关系方面做出的思考，并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描写的红死病意象。在《猩红疫》中，杰克·伦敦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73年，通过记叙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红疫爆发前后的所见所闻，展现了疫情蔓延状态下人类社会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图景。在故事中，瘟疫导致了家人间的猜忌隔阂、邻里乡民间的火并以及人类社会模式和文明进程的颠覆性改变。面对这一切，身为教师、肩负延续人类文明使命的主人公无奈背井离乡，返乡后在教育孙子时又力不从心，这些都暗示了一股新的思潮，即真正威胁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并不是瘟疫，而是人类自己。

　　此外，二十世纪文学与瘟疫主题间关系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作家群体对瘟疫的关注更加多元。在二十世纪，几乎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会吸引作家们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约翰·奥哈拉的《医生之子》、威廉·麦克斯韦尔的《他们如燕般到来》、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和凯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马，灰色的骑手》，都不约而同地对西班牙大流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写。此外，罗宾·库克的《爆发》对埃博拉病毒疫情做出了回应。其次，作家对瘟疫主题的诠释更加丰富。迈克尔·克莱顿在《死城》描写的瘟疫源头来自于外太空；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中提及的超级流感病毒意外泄露自美国实验室；以马克思·布鲁克斯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作家将瘟疫主题与僵尸意象进行关联，探讨了末日世界中人类的求生历程，思考了人类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反思了人性的边界，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4、二十一世纪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