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派小说中读上海城市的生长(2)

　　在文学作品中，空间不再是背景，而是小说的结构性因素，因为空间产生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各种社会关系。王承志的小说《同和里》，被评价为“《繁花》之后再现弄堂小说”。一条弄堂，一对父子，几户人家……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谱写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上海弄堂故事。在他们的弄堂生活里，孩子王“大耳朵”被爸爸鞋匠鞋楦敲头的时候，隔壁的毛头和妹妹就开始计数。徐策的长篇小说《魔都》，以苏州河边曾有“亚洲第一公寓”之称的河滨大楼为故事的叙述场景。其中写道，女主人公娇鹂在丈夫去世后对小叔子祖鸿爱情的拒斥，很大程度上是担心邻居的目光，“长长的甬道上船舱样排着一户户人家，家家户户大门洞开，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箭镞般飞射而来”。于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选择了离家很远的西郊公园，一个公共社会空间反而给予两人压抑的情感释放的机会。

　　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多地承载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规划，决定了不同时期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一代人有一代人对城市空间和潮流风尚的集体记忆。例如，《长恨歌》里王琦瑶的上海滩和十里洋场，在她女儿薇薇的时代早已淡化了踪迹。有轨电车的声音没有了，马路上铁轨拆除了，南京路楠木地砖变成了水泥……这些城市景观的变化，也暗合着两代人的变化。时代已经不属于王琦瑶那个“上海小姐”的时代了，而女儿薇薇追逐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觉得生逢其时。

　　城市与人的变化，在《繁花》中更是有了直观的表述。即以插图这种形式记录作者记忆中城市空间的变迁：国泰电影院的椅座设计、锦江大酒店街角40年间的变迁图、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20世纪70年代沪西工厂地图……这些城市公共空间，在小说中以一种有温度的形式再现给读者。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道：“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变动与静止的空间意识

　　城市空间的变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而言的。

　　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了人们对城市空间变动过快而产生的陌生和疏离感。作家唐颖在其“双城系列”《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3部长篇小说中，故事背景都主要是她成长的街区“阿飞街”——南昌路。《阿飞街女生》中，小说人物萧永红住在“阿飞街”尾与直马路相交的拐角上，在一次大规模的市政拆迁建设中，她家的旧址上很快便竖立起一栋著名的购物大厦，而地下室则成了地铁站。“那时阿飞街所有面街的一楼人家都变成了店铺，转角造起了高楼，车辆川流不息，大卡车野蛮地嘶鸣。就像海明威描述的那样，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你回不去了，他的童年之乡不复存在，而他又不属于任何地方。”随着一轮轮的城市改造和拆迁，人们需要不断重新认识这座城市。

　　《繁花》的开头特别精彩，几笔营造出了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个时空，“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六十年代广播……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对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挂的小衣裳……”“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进贤路也是一样，进店不便抬头，栏杆里几条玉腿，或丰子恺所谓‘肉腿’高悬……”通过两个时空交叉并置让整部小说时空叠加膨胀，意味无穷。

　　小说中静止的时空多半是有特殊象征意味的，多为人物的心理空间层面。王琦瑶对于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商业复兴景观有自己的评价，但她也找到了其中不变的城市气氛。去红房子西餐馆的路上，“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那两侧的悬铃木，几乎可以携手，法国式的建筑，虽有些沧桑，基本却本意未改……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心，那天光也是上海心……这街角可说是这城市的罗曼蒂克之最，把那罗曼蒂克打碎了，残片也积在这里。”王琦瑶身上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经验和生活方式。作为城市历史的亲历者，“上海小姐”的传奇主角，她所迷恋的时空其实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