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批评的素养、观念与语言(2)

　　在文学批评中建构对话情境还需要平等意识。对于一位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来说，即便他有超拔的天赋才华、艺术慧心与审美悟性，也不可能在批评实践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对话同样无法展开，他的批评也就令人质疑。具有了平等意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双方相互尊重、互相聆听，促使双方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由此共同成长。在这种对话情境中，作家和批评家各自独立又惺惺相惜，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并存共荣。李健吾和巴金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代表。这种对话情境的确立，也有利于文学界建立结构合理、富有活力、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从而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激活，相得益彰。

　　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同时，批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界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现象学批评等在中国学界的传播，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也使批评文风发生改变。大多数批评家并没有深入联系这些理论的社会土壤，或者说没有真正领会这些理论资源，而是在理论的焦虑中，以舶来的理论生搬硬套地解读作品，将生动的作品肢解成毫无生命的碎片，使丰富的作品变成某种理论的注脚。这种不考虑语境的理论移植造成批评语言与现实的脱节。

　　这种“艰涩”的批评语言与大众相距甚远，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大众远离文学批评，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与阅读品位的形成，基本上由商业宣传与炒作来完成。这种危害在今天已不证自明。

　　如何重建文学批评与读者的联系，使其获得一般读者的认可，从而实现文学批评引领审美潮流的使命？这就要使文学批评克服各种“寄生”的缺陷，重塑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要从尚未消化的艰涩理论中摆脱出来，消除理论依赖症，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

　　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把它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候也把它创造。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可以说，他梦想中的文学批评，就包含着批评的素养、观念与语言。这就说明，对令人“感动”的文学批评的追求具有共通性，无论中西。

　　今天，文学批评家应该用自己的实践重建批评的尊严，而不应使其沉浸于世俗功利之中，而是让其回归个人化的审美本体，确立独立品格。自“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的文学批评”则似乎还没有很好地从“理论的批评”中挣脱出来。

　　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人心、人情、人性的深切体察，着力于文学人文魅力的感性体认，用通俗、清新又灵动的语言，传递阅读感受，以真诚的态度、对话的方式，建立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之间的联系，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观念和逻辑方法进行阐释，推动作家去探索和追求，同时给读者以阅读享受和审美启迪，感受到鲜活的社会气息和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