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党领导消灭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2)

　　统筹调动全国力量。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充分整合了卫生、农业、水利、化工、商业、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军队和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组织资源。在地域上，整合了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区的组织资源。此外，党中央强调要克服“条件较好地区部分同志的自满思想和条件较差地区部分同志的畏难情绪”，对一些重灾区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当时参加灭螺工作的不仅有流行地区的群众，而且还有大量非流行地区的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国务院特别强调，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发扬同舟共济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灾区人民极大支援。

　　制定全国性防治计划。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非易事，毛泽东同志充分考虑到它的严重危害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讨论研究后，将工作时限明确为七年。他在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时郑重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其中列举的第一种疾病就是血吸虫病。为完成这一目标，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对这项工作作出总体部署。随后，党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市都要制定本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计划，并将执行情况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

　　第二，科学防治，中西医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医学知识的不足，血吸虫病的发病机理没有搞清楚，防无妙法，治无良方，有的地方甚至“制铁符镇之”，导致群众把这种“大肚子病”视为绝症、恐怖的“瘟神”。我们党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找到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有力武器。

　　坚持走科学防治的轨道。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党中央认真听取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来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土埋灭螺容易复出，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非常重视，当即指示一定要邀请这位专家参加随后将要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得知血吸虫病的疗法取得重大进展后，强调：“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

　　支持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强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该科研组织整合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医学院、血吸虫病防治所和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明确了科学开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在该机构之下，各省、市、区都成立了对口的血防科研组织。国务院在《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不仅要积极地帮助和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应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发展，经常地向科学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门也组织兽医专家，积极开展防治牲畜血吸虫病和科学研究工作，并动员流行地区所属畜牧兽医部门，同卫生部门共同消灭危害人体和牲畜健康的血吸虫病。

　　坚持中西医结合。各级党组织整合中医研究院、卫生实验院、中央和各地的卫生研究院等医学科研组织，发挥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坚的合力作用。1956年4月，徐运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具体建议，并附上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同志指示把这份报告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委书记。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比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老虎草”、安徽的乌桕树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等等。

　　第三，全民动员，因地因时制宜。长期以来，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社会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也难以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全面的防治，尽管疫区的卫生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未能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趋势。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众志成城打响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他后来解释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