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的纪录片变成免费资源供人下载 拿下豆瓣8.6(2)

　　在蒋能杰的少年时代，爷爷之死是他心中的巨大疑问。中学时代，他所有科目中历史成绩分数最高，“我觉得要整明白他是怎么死的。”蒋能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另一种试图理解爷爷遭际的方式是通过文学。蒋能杰的舅舅是一名教师，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和书籍。他每次路过舅舅家，就会借一些书出来，陆续读了余华、莫言、古华等作家的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古华的《芙蓉镇》。“可以看到一些我爷爷见过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

　　少年时代，蒋能杰曾想当一名作家，给《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投过稿件，都未能发表。这些作品中，他书写的内容都是家族的历史、家人的故事。“讲家族、个体被时代洪流裹挟，最终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蒋能杰说。

　　2004年，蒋能杰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设计专业。大学里，他业余时间要么在宿舍下载电影看，要么泡在图书馆。起初，他想做一名故事片导演，后来，觉得故事片门槛太高，就打算毕业之后先拍纪录片。

　　一次，他在大学图书馆，从一篇文章中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概念，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童年时，属于一个叫做“留守儿童”的群体。

　　蒋能杰出生的湖南邵阳新宁县光安村，矿价好的时候，村民们去山上挖矿，矿价不好时，外出打工。挖矿危险，又有得尘肺病的隐患，外出打工就注定要与家人孩子长久地分离。

　　蒋能杰的父亲患上尘肺病的那一年，他的母亲离乡，去广东打工。那时，村里只有一部电话，5角/分钟的电话费，对他的家庭来说太昂贵。于是，他与母亲就用信件交流。蒋能杰每两个月给母亲写一次信，讲讲家中琐事，信件成为了母亲的安慰。

　　蒋能杰读高中时，姐姐在读大学，弟弟在读初中。三人的学费开支越来越大，只靠母亲一人打工难以负担。于是，父亲也离开家乡，南下打工。直到5年之后，矿价上涨，他的父母才回到家乡。

　　蒋能杰了解到“留守儿童”的概念之后，想着自己或许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留守儿童。那时，他有一个学习摄影专业的堂哥也有类似的想法。两人约定，毕业之后筹钱拍摄这部片子。

　　2008年，蒋能杰毕业，他向很多影视公司投递简历，无人回应。于是，他去东莞，投奔在一家婚纱影楼工作的堂哥。晚上，他住在堂哥家的客厅，白天，他在一家连锁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能攒下400元左右。他打算攒够买DV的钱就辞职，回乡拍摄纪录片。

　　蒋能杰工作第10个月，有关部门出台“撤点并校”政策。他听说自己的母校光明小学可能将被拆除。他觉得不能再等，“不去拍的话，学校都拆没了”。于是，他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台DV，回到家乡开始拍摄。这成为了他做纪录片导演的起点。

　　导演

　　日后来看，蒋能杰开始拍摄纪录片的2008年，正处于中国独立纪录片黄金时代的尾巴。在学者朱靖江看来，1997年到2010年左右，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发达的时期，“这阶段的导演大多是半路改行，比如鬼叔中之前在税务局工作，丛峰之前在气象局。拍片的时候，大多已经三十多岁，对社会认识更加深刻，作品的流传度和经典性都很强。”朱靖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要追溯到1990年，是导演吴文光的作品《流浪北京》。彼时，电视台体制有所松动，人们对主流叙事也感到厌烦。一些游走于传统电视台体制外的人，开始利用电视台的设备等资源，尝试更独立的创作。吴文光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流浪北京》是借着中央电视台外聘编导的身份拍摄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DV设备的出现。1990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独立纪录片作品，虽然相比以往官方主流叙事更为独立，但拍摄思路依然是媒体视角。这既与拍摄者的电视台背景有关，也与他们独立作品亦多依靠电视台传播有关。比如，吴文光的作品《四海为家》，曾获得NHK的资助并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导演李红的《回到凤凰桥》，被英国BBC以2.5万英镑的价格收购。

　　1997年，DV出现，拍摄独立纪录片所需器材门槛骤然降低，大批其他领域的人得以开始更自由简便地拍摄纪录片，如杜海滨、季丹等导演都在此时入行。相比上一代，他们大多不以独立纪录片为生，加之彼时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独立性比上一阶段的导演更强，表达更为个人化，也愿意触碰边缘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