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也应有自己的“文学故土”(2)

　　因对陕北文化和“人民文艺”传统的深切感知，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仍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并将之推进到一个新的状态。因为对关中和陕南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精神积淀有着深度感应，贾平凹以赓续中国古典文脉的方式完成个人写作的“中年变法”，进而开拓出全新的境界。路遥、贾平凹扎根于地方经验的写作，并对当代文学境界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说明基于“地方”经验的写作，有着抵达“普遍性”经验的能量。

　　而“普遍性”也只有落实到某种地方经验上，方能发挥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意义，不至于成为凌空蹈虚的观念推演。贾平凹接续中国古典文脉、努力开拓文学新境界，超越了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思维限度，开辟了古今中西融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虽然奠基并展开于“地方性”经验，却包含着修正“普遍性”经验的力量。这就是“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辩证意义。

　　文学批评家需要对时代的总体问题保持深度感应，而且对作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传统有更为深切的感知，才能启动与之相应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在论及贾平凹整体的写作倾向和审美偏好时，李敬泽意识到，贾平凹的写作，面对着《红楼梦》的“影响的焦虑”，既向曹雪芹致敬，也和曹雪芹“竞争”，即努力在新的语境下重启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方式，以处理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进而创造扎根于时代，又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贾平凹笔下虚拟的商州世界，不仅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地方经验，同时还指向更为广阔的中国经验。

　　这涉及百年来所面临的文化“古今中西之争”，也是对今胜于古、西优于中观念的深刻反省，在此基础上确立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自信。盲目追逐所谓的世界的普遍性，导致如鲁迅所说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陷入离开西方理论则不能思甚至无思的无能境地。从根本上突破这种困境，重建文化自信是必要前提，这或许是李敬泽虽未言明却最终指向的“大问题”之一。

　　而作为“学术化”可能抵达的最高层级，文学批评如何可以让批评家扎根于生活经验和时代经验，完成时代文学、文化代际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责任，无疑更为紧要。文学批评家需要对时代问题进行深度感应，扎根中国经验，吸纳古今中西资源，进而实现既具有历史延续性，又有鲜明时代性，且向未来敞开的理论创造。唯其如此，文学批评才能因为充分参与时代的精神进程，而秉有文化赓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