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是文艺价值的度量衡(2)

　　士人风范，无论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皆归结为一个“善”字，有能力造福天下苍生，那就刚健奋发、积极作为；无条件施展抱负，那就持坚守白，安顿好自己的身心，抽身社会，回归自然，同样都是在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与之相对应，历代文艺作品，总的来说不外乎“载道”与“自适”两大类别。很多时候，“载道”与“自适”也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杜甫的《北征》，是经典的“载道”之作，但诗中也流露出诗人潜意识中对“自适”的向往。两种旋律明暗交替，使诗歌充满内在的张力，但贯彻始终的，是诗人对国与家、人伦与自然的善和爱，而这正是这首作品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有名的“自适”之作，我们从中也依稀可辨作者“载道”之隐衷，“与民同乐”之意出于言外。文学创作，自古有“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之说。《醉翁亭记》从头至尾都在写“欢愉”，却如此见好，千古为人传诵，终因其有“与民同乐”的“善”做底子。

　　不久前，一位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创作了小诗《守夜》，写的是自己与值夜班的武汉大哥的交往片段，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天气预报说，武汉要降温了/雷电，大风，冰雹，暴雪/你在军大衣里缩紧身体/缩进内心的风暴，假装/听不见这个坏消息//半夜，我送去了一点食物/沙发里的身体发出鼾声/让我久久止步。是的/不要惊动一个人睡觉/让他回到中年人的日常/让他在梦里享受子孙满堂……深夜寒冷/‘我’给武汉大哥送去食物/然而却又停下了脚步。”这一送一停的小小曲折，令读者禁不住为之感动。善解人意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温柔与善良。

　　表现美、守护美是文艺作品的使命

　　与商业文明重思辨、重理性相比，农耕文明重感性、重直觉，芳菲悱恻，多愁善感，华夏民族对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心灵之美拥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和信仰，自古就有山水比德的人文传统，这一传统将美与善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山川风物，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花草树木，总是寄托着人的美德与情操、愿望与期盼：梅花坚韧、翠竹有节、兰花脱俗、菊花清高，牡丹雍容富贵、石榴多子多福……善美并重，是华夏民族悠久的礼乐文化的突出特征，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因其达到了“尽善尽美”之境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时空变迁，诗曾一直肩负着陶冶、净化和升华世人灵魂的使命，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诗人在作品中尽情描绘和表现自然美、人情美、心灵美。还是童稚之时，我们便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里想见山水之奇，在“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里感受友情真挚，在“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里景仰君子风骨……爱与善，总是这样伴随着美的感染、情的熏陶，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然，文艺作品并非只是表现美、歌颂美，对恶的事物的批判、对丑的事物的鞭挞，同样也是在守护美、弘扬美，是在“曲线救美”。各种文艺形式——诗、书、画、乐，乃至小说、散文等，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以美为旨归的。尽管它们在表现手法上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都注重意境的营造。意境，并非只是诗歌的专利。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几百年来，常读常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高妙的意境营造功力。现当代受人们喜爱和赞誉的作家，亦莫不如此。画家深明此理，创作时，讲究意在笔先，就是要用心经营意境。有意境，创作就成功了一大半。现代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善于从古人诗句中撷取最能体现意境的部分入画，寥寥数笔，情态毕现，极富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

　　时代发展到如今，社会生活日益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与开放便捷的新媒介传播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文艺创作的队伍中来，这使得当今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态势，古典审美文化的优美、崇高、庄严、秩序性呈现，与当下流行审美文化的日常、随意、流动、碎片化叙事并存共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都可以一展歌喉，都不乏知音见赏。相应的，文艺的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但无论如何，人们在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文艺当以真动人、以善感人、以美育人，这是文艺永恒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