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 如何给未来留下有共识的经典(2)

　　假如不拿既有文学尺度来丈量他们的写作，需要文学批评和研究回应的是，这些年轻作家是否提供了属于他们时代的新的审美经验？而就像参与上述问卷的小说家远子所说：“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网络上、文学期刊上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这种万无一失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主义。比如，他们所写的农村，其实是由一代人共同构建出来的‘文学场景’，而老一辈作家和他们带出来的徒弟还在这上面苦心经营；再比如，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农民该怎么说话，工人该想些什么，官员该怎么做事的标准。你不这样写，就是不够‘现实’，‘不接地气’。就是说他们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恰恰是导致现实感匮乏的根源。”当年轻作家仿照前辈作家将他们的同时代作为改革开放前那个“过去”的附属物，而且如果那些“过去”不是建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功夫的文学转化，仅仅是远子所说的这种拙劣的复刻，文学史谱系、审美的惯例和套式反而更有可能滋生“匮乏”和“同质化”。

　　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书写的与他们生命等长的同时代不可以是他们所理解的“大时代”？我们姑且也回望下“在当代”写当代，而不是把当代作为过去历史的附属物，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迷信历史感的丰盈只能存在于物理时间的过去，这应该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但即使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优先消化的几乎是同时代的“当代”。

　　我曾经给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写过一个评点，说她从早期的《连生》《消失的光年》到《安第斯山的青蛙》再到最近的《水中的奥菲利亚》《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是一部1980年代出生人从大学生活到为人妻为人母，从清白纯粹的理想到细小琐碎的现实，从整一到裂碎的小编年史，一以贯之地将微小的日常生活发展成反思性与个人和时代关联的“微观的精神事件”。因此，所谓“历史感”不应该绝对化地理解为线性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逻辑之上的。即使不去拟想他们未曾经历的过去，年轻作家所建构的他们同时代的历史逻辑也当然可以获得丰盈的“历史感”。比如魏微从《大老郑的女人》到《沿河村纪事》、徐则臣从“北漂”“花街”系列到《耶路撒冷》《北上》、鲁敏从“东坝”系列到《九种忧伤》《荷尔蒙夜谈》、梁鸿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到《梁光正的光》《四象》、付秀莹从《陌上》到《他乡》、双雪涛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猎人》、周嘉宁从《荒芜城》《密林中》到《基本美》、张怡微从《家族实验》到《细民盛宴》……如果我们研究者愿意细细考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和时代遭逢的悲欣交集的小编年史。

　　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如何消化和书写他们的同时代——以文学之发现、发微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发明并命名“改革开放时代”？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又如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激荡、沛然涌出时代的精神长河？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文学貌似并不匮乏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可能恰恰是丧失了想象和建构“过去”的兴趣和能力。同时，“现在”或者“同时代”也散成碎片般浮光掠影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点所“感”。据此，我们有理由批评年轻作家放任自以为发达的“感”而敷衍的穷极无聊的“故事会”，他们真正匮乏理性反思、哲学思辨、时代文体创造以及“文学的国语”发明的能力。如此等等。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作家会不再年轻，“他们都老了吗？”共识的经典又留有几部？也正据此，我上面对年轻作家所做的辩护，或许恰恰成为辩无可辩护再难护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