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难喜杜甫诗 读懂方知“诗圣”难(2)

　　“老杜”之老，老得彻底。他诗风老到，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写满了少林扫地僧般的厚重感；他大器晚成，成都草堂和夔州迎来创作高峰，已逼近人生的暮年。

　　然而，杜甫也曾年轻过。他出生当年的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

　　杜甫“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正如冯至在《杜甫传》中所说，杜甫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

　　那是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国家统一已将近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科学技术，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

　　少年时，杜甫也曾“仗剑走天涯”。他漫游江南，登临山川，结交名士，眼界大开。二十四岁时，杜甫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这在当时很正常，杜甫并未在意，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好生潇洒。

　　天宝三年(744年)，三十三岁的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会，不久又结识高适。三人登高赋诗，肆意人生。翌年，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名句。

　　胸怀长安梦，随后他迎来了长达十年的“京漂”之旅。为了得到提携重用，他频频献诗，却屡屡碰壁，前半生“后浪”的快意戛然而止。

　　天宝十一年(752年)，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同题赋诗，寄托感慨。别人都是登高升空、遁入虚远、与世隔绝，只有杜甫充满苦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那一刻，杜甫已经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乌鸦嘴”会那么快应验。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四十四岁。面对空前巨变，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们竟然集体沉默了。

　　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放浪形骸；王维躲进辋川别墅，高念起佛经；高适身居要职，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岑参“自从干戈动，遂觉天地窄”，忙着摩拳擦掌，哪还有心搞创作。

　　只有杜甫，在最动荡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记录了一部“诗史”。出身名门的他，从此沦落到社会底层，加入到流浪者的队伍中。杜甫不仅看到了民众的苦难，也亲身经历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靠野果充饥，还要仰人鼻息，受人接济。

　　人在落难的时候看人生，视野、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莫砺锋说，正是这种流浪的生活，促使杜甫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自我，诗的题材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刻。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历经人生百味后，越发成熟、厚重，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跃然而出。

　　从安史之乱起到元、白、韩、柳登上诗坛，其间足有三十多年，整个唐代诗坛都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

　　平民惜平民

　　杜甫这一生，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欢乐喜笑的声音少，叹息呻吟的声音多。可如果他只是心疼自己的话，也终究配不上“最伟大”。

　　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唐政府许多官员选择投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变节，到伪政权任职，就连杜甫的好朋友王维也没能免俗，留下人生污点。

　　杜甫当时只是个官居从八品下的小官，却坚决不肯屈膝。因为官太小，叛军根本没有将杜甫瞧在眼里，只是把他关在长安。即便如此，杜甫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九死一生地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投奔“王师”。当时的诗人里，大概只有杜甫这样做。

　　后来，他到奉先县探亲，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因挨饿而夭折。身为父亲，杜甫无比悲痛、惭愧，但他马上又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又该过得多么艰难？

　　在成都，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雨水漏下来，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失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居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如今，成都杜甫草堂是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后人们觉得，杜甫不该住在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守着锦绣山河，继续创作诗篇。

　　BBC纪录片里，有个老人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杜甫草堂，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杜甫对他这么重要”。老人说，因为杜甫关心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