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兰州大学教授任继周的学术“草原”(2)

　　“甘肃太好了，学校的实验室虽然简单，但我有大自然这个大实验室，我一下子被甘肃的草原吸引住了。”任继周在甘肃扎下根来，潜心研究草业科学70余载，并结出累累果实。

　　扎 根

　　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草原畜牧业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

　　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

　　任继周不怕。1956年6月，海拔3000米的天祝县乌鞘岭马营沟，他的临时驻所与实验室落成了。其实，那里只有两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座高山草地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跡绕帐房。”任继周的诗句记载了当年的生活状况。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三天在兰州教课，后四天到天祝草原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鞘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蹚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搁从试验点到学校的上课时间，他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

　　“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任继周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

　　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周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壤、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壤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地分类方法。

　　在扎实的草原学调查基础之上，任继周编写《草原学》教材，成为第一部大学草原学教材，被农业部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成果。

　　通过实地观察，任继周发现，青藏高原的草场上，上万年时间形成的黑色草毡土，草根絮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间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

　　可是，只划拨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难住了任继周。一位记者把任继周遇到的难题告诉了时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谭震林便让第八机械工业部来帮忙，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

　　燕尾犁划过，草皮切开个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

　　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

　　“牧业学大寨”的时候，用牛羊头数来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有些县、旗“放卫星”，拼命增加草场的牲畜数量。一个县、旗牲畜达到百万头就获牧业学大寨旗/县称号。但载畜量过大会给草场带来灾难，导致草场严重退化。为了保证头数，还会出现养“户口牛”的现象，养肥了又饿瘦了，就那样一直养着，不考虑出栏率。

　　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文革”期间，教学科研都受到了冲击，虽然在学校被批斗，但天祝的高山草地试验站却相对安静。在全国率先开展草地定位研究的同时，任继周的团队还深入进行了草地围栏、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一系列科研活动，改良天然草场，设计管理草原系统，大幅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

　　收 获

　　1978年7月，时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和夫人陈舜尧一行来到天祝试验站考察。

　　“宋平显然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在野外观察和交流座谈的时候，他几乎不停地问，我就不停地回答。”任继周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只可惜那天没有照相机，宋平同志也没带个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