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苏叔阳病逝享年81岁 叔阳离开、丹心犹在(2)

　　“其实很多病都是让宣传夸大了，弄得人们都很怕死。”在“倒计时的日子”里苏叔阳一点没闲着，“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做功课。我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该玩的时候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

　　才能好好地为着生”

　　2017年，在家中的客厅，79岁的苏叔阳和一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聊起天——这是一场校友和校友之间的谈话，时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年轻的学子去访问前辈。

　　面对人大的青年学子，苏叔阳用了一句诗勉励他们：“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这是周恩来19岁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一首诗。“活着为了什么？是要好好地为着你的理想。周总理讲的这个意思，我到四五十岁才明白。”

　　“我今天散步、吃中药是为了明天继续散步、吃中药，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我总得找个活儿干。”于是苏叔阳告诉同学们，那时候他给自己“找了个活”——开始了新的创作，接受中宣部的邀请撰写《中国读本》。

　　为了这本书，苏叔阳踏遍了中国诸多省份，在各级博物馆查阅众多史料，收集海量数据， 精中取精，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自然风貌、历史脉络、文化发展、哲学内涵、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

　　《中国读本》创作之后有了一个誉称——“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读本》在国内外畅销，苏叔阳把拿到的稿费全部捐给了两次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和他的小学母校。

　　离开苏叔阳的家，同学们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一个闲不住的艺工》，这是苏叔阳给自己的概括，同学们还记住了苏叔阳的话——“人最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想来，苏叔阳活出了自己人生里的难得。

　　追忆

　　王好为：苏叔阳的乐观与才华令人钦佩

　　在与苏叔阳合作过《夕照街》的导演王好为看来，苏叔阳才华洋溢、学识丰厚、为人热情，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持续多产的创作，非常令人钦佩。王好为说：“合作一场，我会去追思会上送他一程。”

　　谈起与苏叔阳的合作，王好为回忆道，1982年的一天，自己看到了苏叔阳的剧本《夕照街》刊发在《电影创作》杂志上，非常喜欢，马上就去猛敲北影厂厂长汪洋的门，要“抢”这个剧本，巧合的是，当时坐在厂长办公室的一位客人恰恰也在申请导演这个剧本，而王好为凭借着自己在北京长大的优势最终得到了这个机会。

　　王好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由于当时苏叔阳的《夕照街》剧本是完整本，所以可以立刻开拍，自己与苏叔阳并不需要更多的沟通，剧组在拍摄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和调整，最终都得到了苏叔阳的认可，苏叔阳还来问王好为能不能把这些改动后的内容放进剧本《夕照街》的单行本中。

　　除了电影《夕照街》外，苏叔阳参与的另一部电影也是知名度颇高，那便是香港电影《新龙门客栈》，当时徐克导演通过别人找到苏叔阳，让他写这样一个剧本。苏叔阳所写的故事与最终上映版本差异很大。苏叔阳曾经透露，自己写的是一个历史悲剧，发生在明朝，一位将军驻守边疆，因为押运官失职而打了他五十大板，押运官怀恨在心，便在军营附近开了家新龙门客栈伺机报复。后来，将军被宦官陷害并抄家，他临死前将一份宦官与倭寇勾结的黑名单缝到了女儿的棉袄里，一位喜欢这位小姐的侠士出手救了她，与此同时，一位喜欢侠士的女侠也跟随而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住在了新龙门客栈，随后宦官党羽也追踪而来，押运官店主最终在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冲突中放弃了报复，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

　　不过，徐克拍摄时将苏叔阳原作的情节和风格都改变了，唯一保留的就是后面那一把火烧了客栈和两层楼上的打斗。

　　苏叔阳对于中国电影始终关注，也从编剧的角度发表过犀利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如果缺乏历史思考和哲学思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地去关注平民，就很难成就大师级的导演。

　　苏叔阳还认为，中国的文学、电影、戏剧要想和西方文化对话，首先要重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编剧，他也很恳切地说：“电影不是在演绎东西，而是在诠释生活的真谛。电影需要用真诚的态度去感染别人，就像把自己奉献给艺术之神的牺牲。”

　　王金波：饱受癌症折磨他一如既往热情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