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汪沛：疫情之后，多极世界的全球化将兴起(2)

　　贝淡宁：中国有三种与之相关的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强大政府，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法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已有2000年；第二种是对于专家和君子的尊重；此外还有第三种，即家庭秩序，人们出于孝道尊重老人。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国家提出了群体免疫的方案，这本质上是为整个社会而牺牲老人群体。然而，没有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会采纳这种疯狂的提议。

　　新京报：西方社会有尊重个体的文化传统，为什么疫情期间对待老人的态度却不同？

　　贝淡宁：西方社会理解的人人平等，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每个个体。但中国人所谓的“孝心”，其实是一种等级秩序，这意味着老人是特殊的——中国人认为，只要活到老学到老，人越老就越有理性和智慧，老人更具经验和权威。如果老人心智不明，不讲道理，甚至要用暴力解决问题，自然也暂时失去了让成年子女孝顺他们的资格。哪怕我们给孝顺这一品德加上很多限制条件，很多西方国家也未必认同这种孝顺，在这次疫情中也表现出对于老年人的缺乏同情。

　　多极世界力量更均衡，合作也更公平

　　新京报：疫情期间，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污名化现象，中国应该如何扭转这种污名化？

　　贝淡宁：作为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被责备的对象。中国一直以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医疗援助，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唯有以谦恭、善意的方式进行，才能收获更好的效果。

　　汪沛：这种污名化本身就是种族歧视和不合理等级的体现，都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因为它只会促进分裂和对立，而不是人类共同面对危难的团结。中国在疫情中一直对他国有较多支援。3月份，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表示，尽管目前中国的口罩、药品供应仍然短缺，但中国政府对医疗物资的出口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乐见出口企业组织口罩等医疗物资对外供应，以实际行动为全球防疫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不是完全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做法，但从全球疫情防控来看，无疑是正义的举动。

　　我们认为对于国际关系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弱互惠”，各国从自己利益出发做决策；第二种是“强互惠”，各国考量双方共同的价值观做出决策。正所谓“君子喻于义”，这种强互惠会加深与他国友谊的纽带。比如意大利受到疫情冲击后，并未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救援回应，中国则迅速派出医生前去支援。此外，有关病毒的起源，也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探索、研究。

　　新京报：当下中美关系依然紧张，这次疫情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冷战？

　　汪沛：我们不认为这是美国和中国爆发冷战的时刻。相反，多极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更适合描述现在的状况。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从“双极”变成了“单极”，如今则正在从“单极”向“多极”进行转变，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然而，转变究竟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不同区域所体现的差异有多大、多久才能成为定局、又有多久才能让人们接受、对世界各国人民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其实很难预测。就像疫情的流行一样，危机的到来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区域性力量的极点涌现出来，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也不是中美两极对立。我们看到北美、欧洲、俄罗斯、东亚、印度的图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呐喊、非洲的崛起。如果区域性力量自发、主动地促进友好合作关系，在多极世界中合作会更为公平，力量之间也更为均衡，我们对这种多极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新京报：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的改变。英国学者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结束，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将成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征，依赖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经济体系，也正在演变为一个相互联系更少的经济体系。你们怎么看？

　　汪沛：我们不认为是全球化衰退了，更准确地说，单极世界领导的全球化正在衰退，而多极世界的全球化正在兴起。全球依然需要更多的经济合作，而在疫情触发下，国家内部需要完备的工业体系以维持国家安全也没错，二者不是矛盾的，何况在当下，没有任何国家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多极世界中的合作对小国来说更加公平，在强互惠的纽带下，一种公正的等级制度让那些小国也能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