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我们的“老头儿”(2)

　　汪朗：老头儿的东西一般都还好看，如果硬要找一两篇印象比较深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异秉》，散文中是《葡萄月令》。《异秉》这个题材他先后写过三遍，最早叫《灯下》，是1941年上大学时写的，后来1947年又写了一遍，名字就叫《异秉》，等到1980年他又写了一遍，写成的时间实际比《受戒》还要早，只是发表的时间要晚于《受戒》。

　　这篇小说最好把三个版本结合起来起来看，可以看出老头儿在文学创作上的成长历程，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人的悲悯之心，另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能体会到老头儿在文章中暗藏的“坏水儿”，他的许多意思是深埋在文字之中的，需要慢慢挖掘。

　　《葡萄月令》这篇东西不长，也没有什么抒情描写，但是读了第一句就能让人的心一下静下来。“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这篇散文是他根据自己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的经历写出来的，当时他在果园劳动了一年多，果园里的葡萄很多。农业劳动其实是很累人的，但是他却能把劳动过程写得那么美，很难得。这不是什么文字功力的事，是出自他对生活真正的热爱。我在农村插过队，对于这一点有切身感受。

一九七八年，汪曾祺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在家里有什么写作习惯？会不会跟子女或者家人谈论有关写作的话题？比如会不会指导孩子们的写作？

　　汪朗：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头儿重新写小说之后，曾经有一段把他要写的题材事先都和家里人讲一讲，像什么《大淖记事》、《鸡毛》都说过。但是也不是每篇都说，像《受戒》、《异秉》，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因为有的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不好叙述。

　　另外老头儿的口才没有他的笔头功夫好，有些东西讲起来不太吸引人，写出来才好看。后来他写东西时，基本就是自己先捧着一杯茶坐在那里发呆，凡人不理，想好了动笔就写。等到东西写好了，再给家里人看。

　　他很少指导子女写作，觉得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才气，不是嗑文学这棵树的“虫儿”，教了也没用。我们也还有自知之明，从没有死乞白赖地和他交流文字写作问题，要不然这个家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文学才能是很难传承的，如今社会上有官二代、富二代、艺二代，你见过几个文二代？搞文学不是靠点关系就能出头的。所以我们几个子女都没吃文学饭，没这个本事。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为人又幽默又不拘小节，家里人叫他老头儿，他欣然接受，反倒是外人偶尔听到会有些不理解。您还记得管汪老叫“老头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有了这样一个称呼？

　　汪朗：我们兄妹三人写过一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这些问题提到过：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三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汪曾祺一家，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受访者供图

　　没大没小，是爸爸自找的。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有这样一个爸爸，不叫“老头儿”实在有点对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