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古籍多路“回家”(2)

　　在汉文化圈中，日本、朝鲜半岛具有悠久的中国古籍收藏史，保存的珍贵文献最为丰富。2013年，在吴慰慈、袁行霈、安平秋等37位学者的联名倡议和国家充分支持下，北京大学回购了日本“大仓藏书”共931种，28143册，其中不乏铜活字本、四库底本等珍本。

　　回购成为古籍回归的重要途径，其中既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也有民间收藏界的自觉努力。

　　2019年底，从日本回流的《王勃集》残卷被中国收藏家购得。这是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自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流传有绪。“此前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只有4种，这一残卷虽只有12行，却是近百年来的重大发现。”金程宇说。

　　北宋孤本《西湖结莲社集》回流的案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上世纪末，日本学者见到此书复印件并发表了论文。2007年，民间收藏家从韩国购得此书，但该书的鉴定颇有争论，金程宇在目睹实物后断定此本为北宋本。经过长达8年的讨论研究，最终在2015年，国内专家通过文本、纸张、版刻风格等判定这是一部北宋版孤本。

　　“北宋版外典存世不过10余部，此书刊刻精美，且为高丽王朝旧藏，所收录诗作有91首不见于《全宋诗》，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金程宇说：“这充分说明了民间力量在海外中文古籍回流过程中的作用。”

　　一些成规模的民间收藏也相继出版，惠及学界。2013年，金程宇汇聚日本刊刻的中国古逸书共110种、总70册、3.8万余页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影印出版，是继《古逸丛书》以来海内外规模最大的同类丛书，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书籍版本，赖此丛刊得以广为人知。

　　“如果从五代时期吴越国向日本、高丽求取天台典籍算起，海外求书、访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从未停歇。”金程宇说：“海外中文古籍回流不仅为学界提供了新资料，还有助于增进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解，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于增进汉文化圈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也不无裨益。”

　　“由于海外研究力量、保存条件的限制，一些珍稀古籍面临破损、湮灭、研究不力等问题。促进其回流国内，既能避免这些珍贵文献消失，让它们焕发生机活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深化。”汤文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