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之“道”与法学理论再发展(2)

　　老子、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圣人，至要者在于二人指明了人参与世界的基本路向、原则及应通达的目标。老子和孔子之论虽有差异，不过他们都在“体”的层面论述了“善”及其成就的话题，融会并超越了利他之善和人性之善，以此而达至了人类思想的制高点，可谓殊途同归。在老子和孔子那里，合道即“善”，由此，“善”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超越性的内涵。同时，善并非高高在上的形而上概念，它始终以价值评判标准指引着人们行为处事。

　　关于成“善”致“道”的方案，老子从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出发，试图通过圣人的立法，将人类整合在规范化治理的一统式、集权式和法治化的政治社会中。这便是后世法家、黄老家们道法学、法术论的起点。所以老子理论中的“善”以自上而下的强势姿态表现出来：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

　　“上善”即合道。以最终状态观之，乃是超越一切相对、有限的束缚，达至“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的境地。而后的黄老家、法家顺着老子的思路，开出了道法论和法术论，无不意在通过权力运行和法律秩序建构实现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完善、有序与合道。

　　孔子关于阳德证道的思考，以血亲伦理和宗亲伦理为起点，由亲亲、尊尊推展开人域秩序的建构，以期实现以礼成德而至善合道。因此“善”是通过人合于伦理规范的心志、行为表现出的合道状态。其后孟子将此“善”推至人之天道自然之性的层面，在理论上补足了孔子理论中形而上论域的缺环，也由“善”打通了天人之际。后经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进一步阐发，知行合一与即体即用之说得以明确，孔子善心、善行、善政与合道之间的当然关联在理论上得以圆融。

　　老子、孔子身后的道、儒、墨、法、黄老等家，所论大体不出二圣所开路径而代为细化。经历战国时期思想界激烈的碰撞与交融，最终在人类社会治理问题上获得了基本共识。要言之，各家均认为政治化、社会化是人类整体化以实现和合于道的必须途径。其中权力运行和社会治理都需以按法而治为基本模式。政治化和社会治理的目的即为以“公”致“善”。老、孔阴阳两分的立场始终存在，尽管如此，如《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言，春秋战国以后政治社会理论的发展乃是两种立场理论相互竞合、融会、共成的状态。人之一切举动，当然包括政治行为、社会治理等等，都须以善和成善为旨归，自孔老以后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共识。

　　臻于良法善治

　　传统文化中并未生成现代西方式的法学理论，但并不意味着古人对“法”缺乏理论思考。先哲以“道”为本根、本质、理论起点和旨归，将“法”当作呈现、成就人类政治社会和合于道的“治术”来看待，并演生出了一系列以术证道的法律理论。于其中，法的规范属性和功能同时被赋予了善的秩序的规定性。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按法而治臻于善德、有序和合道。至于具体的立法、司法技术，虽说也有着细密的实施方案，但始终未有系统的理论建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这些“术”与“道”的关系不甚直接，因而长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

　　合观传统中国与现代西式法学理论，前者重道而轻术，后者重术而与道分隔，只念及理性与利益。这恰为当下和未来法学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即存在融会道、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可能。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赖学界将传统道论和道法学做现代阐释，同时进一步吃透西学法术之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式的中体西用化的新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