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我是“外星人后代”(2)

　　读者对骆以军小说的内在相似性有过讨论，说他“一直在写同一本书”，而这句话，在骆以军看来反而是一种褒奖，“这句话蛮美的，我倒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可以写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台湾《联合报》在授予《匡超人》文学大奖时这样评论：“以其强大的叙事引擎与绵密如病毒的语言，自《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其所繁衍的‘骆以军崩坏体’至此修炼完备。”

　　

　　骆以军和家人。图/受访者提供

　　观测复杂世界的“外星人后代”

　　祖籍安徽无为的骆以军是“外省二代”，现在在南京还有亲戚。他从小长大的台湾永和，只能算是个“暂时性老家”。

　　永和原来是个小镇，现在属于新北市的一个区，距离台北仅20分钟车程。它的巷弄像迷宫一样，有些甚至狭窄到只能一人通过。日据时期的老建筑层层叠叠，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画面，又仿佛周星驰电影《功夫》中那种盘根错节的老居民区。现在他回老家看母亲，还能看到走过的慵懒猫咪，听到有人用黑胶唱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

　　在与台北一线之隔的“中正桥”周围，最容易看到的是操着各种口音的、被骆以军形容成“外星人”的“外省老头”。到了大学他才明白，他是“外星人后代”。因此，这样静美又兼具烟火气的地方，由于历史感的缺失，注定也成不了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系教师，母亲是职业妇女，他没有张爱玲式的大家族亲戚关系，不懂复杂的人情世故，生活和情感经历都简单。他那奇诡复杂甚至充满禁忌的小说内容和他本人的真实面目似乎迥异。其背后的灵感搜集过程，是如同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一样的“人类采集者”，对一切兴趣盎然却又保持恰好的观测距离。

　　从作品的变化就能看出，网络在2010年以后成为骆以军的灵感来源之一。那年，从没碰过网络的骆以军，因为想知道大儿子每天“偷菜”是在干什么跑去触网，结果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大儿子一样沉迷于“开心农场”，斥“巨资”在网上打造了一个豪华无比的农场。虽然这一事件以妻子对儿子发飙而告终，不过好处是他学会了打字和玩Facebook。

　　有段时间，网络甚至有点挤占骆以军的阅读时间，他对《鉴宝》《我是歌手》《最强大脑》《非诚勿扰》甚至《罗辑思维》等节目都了如指掌。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信息爆炸背后的副作用。他说，网络把小说所代表的人类复杂、多层次的感情都拆解掉了，那所有的悲伤、同情“如同一场烟花秀，炸一炸就没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去“偷”别人的人生。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总有两到三天，骆以军会应邀和“老派”那样的老大哥们喝酒，与人聊天，有时回到家已经半夜两三点，第二天白天按部就班接送孩子、写作。但生病后那几年他不再过酒肉穿肠的日子，而是仿佛被迁移到宇宙的另一个维度：他会定期和老师杨泽去喝茶，听老店里那些上了岁数的店主神侃。

　　在一间牙医诊所里，骆以军第一次读到《上帝掷骰子吗？》这本科普读物，就迷上了薛定谔的猫、波粒二象性等物理问题。刘慈欣、韩松的科幻小说也让骆以军大呼过瘾，后来，他把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放进《女儿》《匡超人》这两部长篇之中。

　　骆以军总结出，小说家是最有角色意识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切换角色的自觉。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小说是“基于对于观测人类存在形态的一种狂热”。所以，骆以军无论是看那些口水节目，还是读量子力学又或者看人喝酒吹牛，他感兴趣的无非都是那令人惊叹的复杂世界中的人。

　　小说没死，帝国仍在

　　高中时骆以军的角色是“小流氓”“坏人”，没人认为他会成为小说家，读大学后，“坏人”变成了醉心于文学的世界的“怪人”。20世纪90年代硕士毕业后，骆以军居然成为了少数那种没怎么上过班，就直接当上职业作家的人。

　　“坏人”一旦下定决心，就有着好学生一般的用功，他用手抄的办法将经典作品和词句硬生生刻入自己的大脑之中——他说抄书是为了克服自己的阅读障碍。他也一直坚持手写稿件。时至今日，他还能脱口引用经典作品中的内容。他把20岁下定决心进入这一行，苦练10年才进入的那种精神，形容为“殉道”。

　　如今在台湾，职业作家的生存比较艰难，出版市场几乎养不起一个纯文学作家。在骆以军身边的同辈或年轻一辈作家朋友中间，有人出过一两本书就销声匿迹；有人花许多年升到正教授之后才有时间写作；很多人没成家，或者结婚了迫于压力不要孩子。而他的上一辈作家对自己的职业似乎更有确定性，也更没有生存的压力。他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说法表示，说到底，如今作家已不再是整个社会精神性的代言人——诸如动画片导演或者Lady GaGa之类的人物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