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童的“封神”之路(2)

　　和汉代重视品德相比,唐代完全以儿童对经学内容的记忆作为评价标准。童子举人要“习一经”,即从《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九经中任选一种。对于选出的神童,有的授官,有的仅给予任职资格。

　　显然,唐代考知识要比汉代考德行公平一些,但问题在于,有了国家政策倡导,更多的儿童加入了残酷竞争的行列,许多希望子女去“应神童举”的家长,将儿童作为记忆的仓库加以训练。然而,最终选拔出的是少数,绝大多数儿童只能在整日埋头苦读中度过童年。

　　在五代时期的文献中,曾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一年贡院榜上有名的童子只有10个人,考虑到学子们确实“苦辛”,特批增加了录取人数。当时朝臣们对选拔神童这事分歧很大,所以童子科总是开开停停。

　　相比之下,宋代童子科最为正规,最初每两三年考一次,后来每年考一次。考生年龄在10岁上下,先参加笔试,再参加面试。笔试主要是默写《春秋》《诗》《易》《论语》等经典,面试主要是考查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吟诗作赋的水平。被取中的神童可以荣耀家门,但不能做官,想做官还得再考进士。

　　宋代童子科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童,“北宋第一神童”晏殊就是受益者。晏殊6岁能写诗,13岁得到地方官举荐,14岁进京参加童子科考试。在诗、赋、论的考试当中,“学霸”晏殊发现其中一道大题自己以前做过,他将此事告诉考官,并请求为自己另行出题。宋真宗对此是又感动又惊喜,当即命人为他重新出题,晏殊作答后得到了众考官的一致认可。

　　考试结束后,品学兼优的晏殊被授予秘书省正事一职,次年迁任为太常寺奉礼郎,至此,神童正式步入了仕途。他35岁进入权力中枢,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枢密副使。

　　童子科的功名利诱,使儿童启蒙教育越来越难,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到了明代,童子科不再与做官挂钩,自然就落寞消亡了。

　　“伪神童”伤不起

　　谈到古时的神童,不觉想起初中语文课本上王安石的名作《伤仲永》,文中王安石描写并反思了一个神童的悲剧:平民方仲永,天赋异禀,但其父亲却贪图小利,把儿子当成摇钱树并以此炫耀。若干年后,其才能完全消失了。

　　在古代,人们的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人们觉得,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便是神童。简单说,神童就是“小大人”。

　　这样的观念,使得神童教育就像《伤仲永》里所反映的,造成了许多悲剧。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有孩子的人家,逼着家里的孩子熟读“五经”。

　　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便把这些“神童”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长还请来“家教”,孩子背完一经,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铜钿,作为酬劳和奖励。结果,北宋时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天资而被活活逼死。

　　不仅仅是饶州,当时许多人带着孩子,信心满满地前往开封,要求皇帝听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诵经典。结果闹到皇帝也不胜其烦。比如北宋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诏书里发牢骚说,“童子陈书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今天又有九个孩子跑来要求我听他们背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政和四年,开封城里的“小学”之中专门练背书的学生,一度达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饶州儿童,十岁可以背诵七本经书,被宋高宗认证为“神童”。随后,全国各地的“神童”由家长带着来到杭州,史载“求试者云集”。朝廷不胜其扰,只好给这些人赏赐了一些布帛,再劝他们回去。宋孝宗时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诵式“神童”的收益。

　　中国学者从1978年开始,对大量天才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天才儿童在成人后,与通过常规途径读大学、读研究生出来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很明显区别。他们当年的天分之才,也多归于平淡,不论是名噪一时的小诗人,还是“数学家”“画家”,很少有真正成为国际大师的。

　　很多父母觉得,年纪越小、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就是神童。其实,此类儿童之所以能够记忆海量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地提前给孩子灌输知识。比如在孩子很小时就训练他认字、背诗,等到5岁左右,孩子掌握的知识自然会很多。可是,要是别的孩子也接受同样的教育,很可能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也就是说,许多神童其实是“伪神童”,他们的优势在于提前接受了教育,所以能为人所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