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如果生活中没人需要你，那是最可怕的事情(2)

　　阎连科在50岁前，他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写作改变命运”的样本。24岁开始，他因写作，在部队提干，逃离土地，一点点成名。只不过，当他在文学之路上低头掘进的时候，那些虚构的故事却让他和周遭的现实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50岁那一年，阎连科开始回望自己近十年的经历，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写作。

　　以前，阎连科去医院探望一些老作家时，老人们总会在病床前诉说相似的遗憾：这辈子最想写的那本书没有来得及写。具体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病痛，有的因为其他琐事的耽搁。“我想自己一定不要有这个遗憾，就把想写的都写出来。”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于是他开始决定，不再考虑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再自我设限。

　　那部让他自己觉得自由的作品，便是《四书》。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广受赞誉。2014年，阎连科凭借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一奖项被认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

　　彼时，阎连科生活的状态也在慢慢变化，儿子工作、结婚，不再需要他操心。他的房贷已经还清，自己还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前还会在意一本书会挣多少钱，买房或换车。去了人民大学之后，我第一次把工资卡交给老婆，以后不再管这些。”多年之后，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些，都是轻松的神色。

　　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就会发现，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写小说时，他笔下的世界荒诞、扭曲、阴沉，而写散文时，营造的氛围却亲切、明亮、温暖。他自己也能感受到这分野的存在，沉入虚构，他容许自己变得凶狠又癫狂，而一旦回到对于现实世界的回忆与描摹，他就会陷入对于家人的依恋。他曾经拼命要逃离的土地，如今在《她们》之中呈现出来，成了最重要的牵挂。散文对阎连科而言，像是长跑之后的喘息和休整，就像在小说里完成了一个凶煞的角色扮演，他需要用散文写作回到水面之上透一口气，让自己得以缓冲，也让自己能够与内地的读者见面。

　　文学的意义

　　现在，阎连科写作时，书桌上会放一本《新华字典》。这几年，他变得容易忘字。每写一页，会翻两三次字典，有时会发现某个字自己真的记错了。这让他想起日本作家德田秋生的晚年。德田秋生晚年半夜写作，时常忘记某个词语的意思，就把熟睡的儿子叫醒，向儿子确认某一个词的含义。“我基本上也到了这个年龄了。”阎连科说。

　　阎连科今年62岁，从他当年看到张抗抗的《分界线》激发起自己靠写作逃离土地的欲望算起，他已经写作了40多年，但近几年，他却时常怀疑“写作的意义”，对写作常生出一种虚无感。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写下了一句颇为悲观的话，“毕生努力，而一无所成”。

　　阎连科对写作意义的怀疑，是在香港科技大学讲课时开始的。五年前，他为了教学，系统梳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比照21世纪的文学，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觉得自己仍然是用21世纪的方法，去讲19、20世纪的故事。他自己也不知道21世纪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知道不应该重复过去百年内已经被讲过无数遍的东西。

　　他用来寻求超越的方式是破坏，试图写作出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他在日本、韩国见到招牌上有很多汉字，就想“同样是中文字，招牌上的意思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或许可以把这些汉字、词语带回中文，会让中文不一样”。于是，他尝试打乱中文的语法，也尝试创造词语，将这些实验融入到一篇名为《信徒》的小说。他用这篇小说，参加了张悦然举办的“匿名作家计划”。后来，张悦然对他说，评委在文章上画满了红线标记语法错误。现在，阎连科回看，觉得那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那篇作品，阎连科也重新按照正确的语法，将文章修改了一遍。

　　除了艺术探索和思考层面的虚无，还有隔绝所带来的困境。从《四书》开始，他更看重的小说都没有在内地出版，无论如何，他都最在意这片大陆上的读者，毕竟这里的人们才与他经验相通。

　　阎连科从未放弃过与内地读者建立关联。他在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速求共眠》，现在又出版了长篇散文《她们》，他希望借此与内地读者保持联系与黏性。

　　阎连科在香港最新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心经》，与宗教有关，也与女性有关，故事中开了巨大脑洞。这几年，阎连科对宗教产生了很大兴趣，当然绝不是信仰层面，仍然只是为了驱散写作上的虚无。他觉得文学无路可走，看看宗教故事，甚至相关野史、传说，也算寻找出路的尝试。他说，自己终究是个热爱世俗生活的人，不可能遁入神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