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莫言：扎根生活 讲好故事(2)

　　莫言：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他邮票那么大的一块乡土，却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启发，我生发出一个雄心——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

　　现实的乡土是根，文学的乡土顺着这条根不断生长。家乡养育了作家，也养育了作家的文学。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高密东北乡我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接受教育，恋爱、结婚、生女，认识无数的朋友，听过无数的故事，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但作家的真实故乡和他笔下的故乡，区别是很大的。一个人要连续地写作30年，个人经验无论多么丰富，都会很快耗尽，这就需要不断开扩生活面，以更加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写作的素材——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使创作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气象，并形成自己的文学世界。

　　记者：正如你所说，每个作家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每个作家都不希望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而是希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莫言：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情。

　　创新首先来自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早些年我坐火车从高密回北京，需要十几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个小时。国家发展很快，社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作品里描写的很多乡村人物形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一批具有时代感的年轻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乡村、城市以及各个领域的舞台上，这给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丰富的、多样性的创作资源。作为生活的艺术反映者，作家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

　　说起创新，我想起作家史铁生一句话：新的角度决定于心灵的观看。这话听起来有点绕，却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一般人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固化，但作家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千变万化。写作者心眼儿一定要活泛。所谓活泛，就是不断地调整角度，既借助外物观照内心，又借助内心观照外物。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

　　“人类共通情感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

　　记者：你的创作多取材乡村生活和民间文化，受地方戏曲等民间艺术影响很深，同时你上世纪8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

　　莫言：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曹雪芹、蒲松龄、巴金、老舍、赵树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都是我不曾谋面的“导师”。改革开放后，拉美文学传到中国，对我们这些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很快就清醒认识到，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不能止于模仿，真正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要创造中国的文学，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里寻根，也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丰富的素材，只有不断地向生活索取，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

　　我们要有紧密贴近现实的热情，也不能让生活把我们淹没，要沉下去再跳出来，这样才接地气又有高度。到底什么是一个作家的高度？好作品里面有未来。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当下的东西，他就是有思想高度的，即便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曹雪芹作为封建时代破败大家族的后代，他的主观立意是要为他逝去的繁华、富贵唱挽歌，但他不自觉地塑造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反抗封建文化、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人物，体现出超越那个时代的进步性，这就成为《红楼梦》的高度。

　　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这就需要作家自觉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

　　记者：作为一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读者的作家，你认为文化差异怎样影响文学的传播？文学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莫言：几十年前，我记得母亲给我女儿喂饭的时候，每当她盛一口饭往孩子嘴里递，我母亲的嘴巴也下意识地张开。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喂她女儿的时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开。之后，我去欧洲几个国家，也特别注意观察给孩子喂食的那些母亲的嘴巴。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母亲，她的嘴巴都会下意识地张开。这个细节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经过翻译依然能够打动人。人类的母子之爱、父子之爱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这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