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和趋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华民族以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奠基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使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统一后的秦王朝在对外交流上有了长足进步。徐福东渡尽管不是主观上的对外交流，但这种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远洋航行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客观上使秦的文明远播异域，也为此后与东亚的交流开辟了道路。秦与朝鲜、越南之间有丝绸、漆器、铁器等贸易往来，与西域也有民间交往。汉代是对外开放的大发展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关于西域较为全面、细致的报告，被称之为“始开西域之迹”。张骞通西域，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越葱岭向西或西南，可抵达中亚、地中海东岸和南亚。这条道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两汉之际因战乱和匈奴势力的扩张，中原与西域隔绝60余年。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在东汉政府尤其是班超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西域诸国与汉重新建立了联系，丝绸之路再次打通。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地中海东岸而返，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时期，各政权在对外开放上积极主动，民间交往则更趋活跃。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与魏晋南北朝的使节往来不断，中国史书中对这三国的丰富记载，是双方交往的见证。日本的邪马台、大和国与曹魏、东晋、南朝都有频繁往来。与西域的关系持续保持，与南亚、西亚各国如大宛、粟特、贵霜、波斯均有往来。继东汉之后，东吴、西晋、北魏与大秦往来未断。天竺各国与中国的来往也很多。东晋僧人法显由陆路赴天竺，经狮子国，取海路而还，足以证明当时陆上与海上交通的通畅。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也不闭关自守，《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都城洛阳“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反映了当时的盛况。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高潮时期，中国与域外交流的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隋代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隋炀帝派裴矩驻张掖经营西域，自此“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隋代通过海路与东亚、东南亚、西亚、欧洲的交通也通畅，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繁盛。唐代继续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交通使唐与当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使友好关系。如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朝贸易十分活跃，唐朝许多地方设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村供新罗人居住。日本与唐朝的交往空前繁荣，日本的遣唐使人数众多，络绎不绝。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林邑、真腊以及今印尼苏门答腊均有海路往来。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义净西行印度和南洋，证明东西方陆海交通的便利。

　　宋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从陆路转向海洋。五代与两宋时期的战争对峙，使西北陆路交通阻断，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时断时续。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造船业的技术进步与指南针的使用，大大促进了东南海上贸易的繁荣，杭州、广州、泉州、明州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五代两宋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政权，与日本的镰仓幕府，与东南亚、南亚的越南、印尼以及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与阿拉伯、非洲的交流也有进一步发展。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外国门》，记载了当时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大秦、非洲、南美洲的一些情况，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宋政府鼓励对外开放，在多地设置驿站，保护外国商人与商船。元代的大一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元统治者的政策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开展。如元世祖忽必烈鼓励对外交往，对各国来者尤为礼遇，下诏令“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政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