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奠定了中国文化丰厚的节俭传统。在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在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中，这种节俭传统代代传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俭破由奢”

　　《群书治要·汉书》云：“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书中给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抛弃了仁义。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西汉“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倡节俭，严禁浪费。文帝在位20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景帝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也不许地方送奢侈品，否则以盗窃论，并要求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宫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皇帝带头节葬，遗诏治丧期间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物品陪葬。这样，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不敢滥取民财、铺张浪费，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说来，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休养生息。

　　东汉“光武中兴”同样如此。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成风等积弊，格外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一方面薄赋敛，实行减税降费。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一方面减并机构，在减税的同时，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中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朝兴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时，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因而，“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伟者皆令毁之”。

　　《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李世民牢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的教训，锐精为政，崇尚节俭。为节省宫中的费用，一次就释放宫女三千。还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宝物，并严厉禁止厚葬。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阳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乐之用。给事中张玄素极力反对：“陛下当初攻下洛阳时，曾下令烧了此殿，是因为要以炀帝奢侈丧国的事实引以为鉴。现在，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陛下怎么就忘记了呢？”太宗听了，叹息一声，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赏给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宗还说：“若不是张玄素，朕恐怕要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情来了。今后去洛阳，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会再做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太宗常说，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简，示范于国人，就能养成天下人节俭的淳厚风俗。他患有“气病”，不宜居潮湿地方，公卿奏请在高地建一寝宫，被他以“糜费良多”为由拒绝。左右“固请之于再三，竟不许”。他在《帝范》家训中告诫太子李治：“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导、力行“戒奢从俭”下，“茅茨土阶”“恶衣菲食”成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贞观年间出现了一种好风气，戴胄一生所住为旧房，死后无祭祀之所；魏徵家无正堂，死后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