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激扬爱国之情

　　水击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抗战时期，联大将激扬爱国之情、立牢报国之志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

　　一方面，著书立说，以激发抗战斗志。

　　在抗战防御阶段，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有所扩散。针对这些消极文化现象，联大教师展开了有力反击。比如，历史系教师整编教材，先后推出《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清史探微》等经典史学名著。

　　其中，钱穆起笔写《国史大纲》的时间为1938年后半年。此时，正值国内投降主义甚嚣尘上的危急时刻。为此，他转而专心于通史的撰写，一年乃成。

　　在引论中，钱穆立场分明地对民族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并恳切要求国人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保持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基本敬意。史学家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说：“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

　　哲学家贺麟则对文化虚无主义展开了反击。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实为文化危机。因此，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己任。1940年至1941年，贺麟先后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前文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后文集中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

　　尽管贺麟的哲学思想体系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他主张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儒化西方文化以及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观点，正面回击了文化虚无主义的谬误。

　　另一方面，制定校歌校训，以激发抗战热情。

　　联大开校不久，便成立了包括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内的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由罗庸、冯友兰作词，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被确定为校歌。

　　该校歌分为两阙，上半部分陈述联大的由来以及国恨时艰，词云“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下半部分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词云“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抛开雄浑激扬的曲调不谈，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奋进的深厚力量。

　　联大最初提交的校训为“刚健笃实”，这与三校教授素来不问政治有关。这一提法放在平常，自然符合大学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方面的价值追求。但作为流亡大学，联大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标杆。

　　因此，1938年11月26日，联大第95次常委会议决：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其中，“刚毅”用以承继三校教育的宗旨，“坚卓”则代表民族、国家对学生道德和价值养成的期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砥砺报国之行

　　对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环境之中，要将一腔爱国赤诚化为报国之行动，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南下就职、求学，本身就充满波折与崎岖。由于战争的威胁，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不久便被迫西迁。11位教师带领250多名学生徒步入滇，全程横跨湘、黔、滇三省，计3500华里，历时68天才抵达目的地。

　　素有“狂士”之称的刘文典，在摆脱日方纠缠后，自天津乘船到达中国香港、越南，耗时两月余才进入云南。步行抵达蒙自时，已是衣衫褴褛、消瘦不堪。

　　战争年代，治学和谋生无不艰难。当时的调查显示，若1937年大学教授工资为350元，则1943年的实际购买力仅为8元左右。

　　梅贻琦夫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教授的月薪在1936年至1939年还能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就只能够半个月用了。

　　朱自清最窘迫时竟身着赶马人才穿的毡斗篷，白天为衣，入夜则为被褥。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共14口人，还一度挂布而居。有诗为证：“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战争的威胁并未远离联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联大先后在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校舍及各种资料被毁，部分师生更是不幸遇难。正所谓，苦难砺志，多难兴邦。在日军轰炸中，联大师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