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高渊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上，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受访者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研读钱锺书著作35年。  

　　无人不谈钱锺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锺书。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锺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地横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又或者是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见钱锺书。

　　少为人知的是，钱锺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中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采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非常罕见。有一次他对助手说，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讲他的新发现。

　　很多人都认为，“钱锺书热”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110万字的《管锥编》在1979年8月问世，到了1980年10月，小说《围城》在时隔33年后重新出版，可谓“双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有过一次“钱锺书热”。1946年，他的小说《围城》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时洛阳纸贵。1948年，学术专著《谈艺录》也在上海出版，这更让钱锺书名声大噪。

　　那时候，杨绛在上海很有名，她不仅教书还写剧本，有三出戏已经公演。以前别人介绍钱锺书时，都会说这位是杨绛的先生。而《围城》和《谈艺录》面世后，他们夫妇的社会地位就倒过来了，大家都会介绍杨绛是钱锺书的太太。

　　两次“钱锺书热”之间，他沉寂了将近30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钱锺书声名日隆，无论是1998年他本人去世，还是2016年夫人杨绛去世，热潮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全社会都津津乐道于他的趣闻轶事，众手将他推上“神坛”。

　　但在神化钱锺书的同时，对他的质疑之声也时有出现。比如，有人撰文说在干校期间，他曾问钱锺书“皮里阳秋”的出处，钱沉默不语。其实，读过点古书的人都知道，“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指内心有裁断。钱锺书对《世说新语》十分熟悉，《管锥编》中的引用多达101处，他对此怎么可能不知？

　　还有人说，钱锺书不知“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作者是谁。其实宋朝王令的这首诗，在《千家诗》中就有收录。对这两个提问的不答，钱锺书显然是“佯作不知”，因为向他提了不该问他的小问题。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出自知名学者的质疑声。比如，李泽厚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余英时说《管锥编》宛如散钱失串。

　　这又引出另一桩公案，就是对钱锺书历史地位的评价。当下而言，称钱锺书是大学者和文学家，社会上当无异议。但若说到钱锺书是不是思想家，则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在其毕生学术集大成的《管锥编》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写得极为隐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叶，随意抛洒一地。

　　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作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健雄如何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第一章：蓝田师院

　　高渊：《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的原型，一般认为是钱锺书教过书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而《谈艺录》的前半部分是在蓝田师院完成的。是否可以说，第一次“钱锺书热”的源头是蓝田师院？

　　夏中义：这要从1938年秋天说起。当时，钱锺书拿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他们夫妇乘坐邮轮回国。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得知这个消息，再加上冯友兰的推荐，就聘请钱锺书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当年他只有28岁。

　　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过得并不开心，他把自己在昆明的住宅称为“冷屋”，因为他在外文系受到了冷遇。这方面的传言很多，一种说法是钱锺书确实看不起外文系的那些教授，他说“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