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修圆明园之争

　　刘永加

　　近日，国家文物局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重建圆明园，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文化建设的建议”，提出圆明园遗址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殖民的历史见证，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至此，多年来引发人们讨论的“重建圆明园”话题，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在清同治年间也有一次因为重修圆明园而引发的争议，已经启动的重修计划最终搁浅。  

　　同治皇帝开启重修计划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末年，雍正年间正式建成，乾隆年间又进一步修建，达到鼎盛。圆明园气势恢宏、风光旖旎，被称为“万园之园”，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洗劫一空、焚之一炬。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由同治皇帝亲自开启的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动工，计划重修二十多处共三千多间屋宇殿阁。当年二月，总管内务府奏准行文两湖两广四川等省，各采办大件楠、柏、黄松等木料各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

　　此前的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御史德泰认为当时国家比较太平，曾奏请重修圆明园“以复旧制”，并代递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京外各地按亩按户按村鳞次收捐的筹款章程五条，认为这样“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当时立即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极力反对，并请旨严责，同治帝当时也支持奕訢的意见。但是，后来同治帝还是开启了这一浩大工程，并发布“择要重修”的上谕，强调是为了“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尽朕之微孝薄忱”。

　　启动这项计划，同治帝是有所考虑的：一方面他刚刚亲政，重修好了也是他政绩的体现；二是为了让两宫太后有个游乐养老的地方，避免再干预政治；三是更有内务府的上下人等给他描绘圆明园的恢宏与瑰丽，使他终于动心重修圆明园。实际上，有了浩大的工程，内务府的人们才有油水可捞。再就是，圆明园被焚烧后，还保留了一部分完好建筑，像双鹤斋、课农轩、耕耘堂、蓬莱瑶台，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十余处，基础还比较好。就这样，同治帝亲政伊始，就决策了这个大工程。

　　可是事与愿违，当时的大清固然平静了几天，但仍然危机四伏，财力更是入不敷出。虽然大清财政拿出了两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也是杯水车薪。19岁的同治帝决定向大臣们募捐，大讲重修圆明园的意义，提出“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这件事从湖北汉阳知县陈豪揣摩上意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圆明园经列圣积累，始告美备，近虽节减至千万之数，已仅苟完苟美，而部中无项可筹，专待处分，上意亦洞鉴部款。但责令内务府设法，前已奏请王大臣按令输捐……醇邸自言……不能不捐，不能少捐……拟捐王俸十年，合二万两之数。近来日动千工，内务府所捐十余万两，只能清理旧址，圈转围墙之用。闻承办之员，已急不可当矣。”这个奏折反映了当时重修圆明园面临的财力困难。

　　于是，在京的满族王公大臣官员纷纷捐献修园经费：二月二十五日，惠郡王、醇亲王、辅国将军等相继捐输；三月二十日，恭亲王奕訢捐银五千两。汉族官员也纷纷解囊：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捐五百两，户部左侍郎宋晋捐一千两，翰林院编修潘祖荫捐两千两……

　　同治帝信心很足，在广泛开展募捐的同时，还多次到圆明园重建工地视察。据清文史学家、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三月十二日夜幸圆明园安佑宫等处看视工程，盘桓整日，周视各地，不以为倦反觉其乐；四月初九，幸安佑宫阅视工程并于双鹤斋进晚膳；五月十一日，复临幸安佑宫等处看视工程。由此可见同治帝对此项工程的重视程度，多次亲临现场指导。

　　内忧外患，众臣反对

　　重修圆明园需要耗费巨资，这对于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廷来说，不堪重负。所以，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后，赞同的人并不多，朝野上下反对之声鹊起。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的老师、后任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率先谏阻，他认为“粤捻初平，回焰方炽”，应培养元气，不宜“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其后又多次进谏。到了当年十月初，陕西道御史沈淮上疏进谏，认为国家帑藏支绌，水旱频仍，军务亦未尽蒇，力请暂缓修园。可同治帝不但未能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