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强调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 。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

　　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如茶道，如医道，如剑道。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现了中容和，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联。两千多年前， 《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尽管古人强调诗词的政治性、社会性，但并不否认诗词的根源在于人性与人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情通过诗词的真情、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达。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但诗不是。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可以说，诗词体现的个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国天下的另外一半。没有这一半，另外一半也不完整。

　　从统战角度看，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关系密切。

　　先举几个小史例。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人没

　　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的诗却是： “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花深院” ，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

　　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贵族(高昌回鹘) ，但他写的屈原，比汉人写得都

　　好。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