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不唯书”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新起点

　　■本报记者 刘迪

　　【一块锅饼、几支大葱、一杯清茶】

　　◆据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主席李储文回忆：“五十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出差返沪，途中在济南小停，入住的招待所设备十分简陋，但竹风同志随遇而安，并不在乎。他还笑着跟我说，就他而言，一块锅饼、几支大葱、一杯清茶，于愿已足。竹风同志一生所坚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老八路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校订条目，不用一本参考书和辞典】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秘书长应国靖曾一次次看到罗老伏案修改、校订条目小样，即便在出差的火车上，他也不顾车厢颠簸，全神贯注地在小五号体的铅字校样上勾划、修正，而这时的罗竹风已是75岁高龄。更令人叹服的是，他把校样中的错字、错句或某本专著中错的原句一一挑出来、一一改正，竟不用一本参考书和辞典，足见其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旧书摊】

　　◆回忆起自己少年与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罗竹风用一个“杂”字道出了其学习内容之丰富，既读鲁迅、郁达夫、王统照的作品，又读了许多欧美文学。学业之余，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逛旧书摊。他的英语也相当好，还选修了哲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课程。熊十力、许地山都曾担任过他的老师。

　　唯书论，一种懒汉思想

　　书是开拓知识领域的手段，又是人类文化科学的载体，因而有“开卷有益”之说。这与“尽信书不如无书”岂不是截然相反么？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批判地吸收。书是个人或群体研究的成果，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如果认为凡是书中说的都要遵守，不能越雷池一步，就会变成两脚书橱或者书呆子。不从发展的观点出发，不从后来者居上的观点看问题，读书反而会起桎梏作用，把人束缚在狭隘的小天地里。

　　唯书论，是一种僵死的观点，也是一种懒汉思想。以为书是万能的，只要记住或背诵一些固有的原理和教条，加以套用，便可受用不尽，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其实大谬。“不唯书”很对，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善于独立思考，根据新形势分析新情况，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来。

　　【学术档案】

　　罗竹风(1911—1996)，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山东平度人。1931年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教授，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曾担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为《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49—1976)主编等。著述以杂文见长，有文集《行云流水六十秋》等。

　　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又是著名学者专家。他是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他就是罗竹风。

　　他曾用“行云流水六十秋”来描述自己的学术生涯，足见其内心的那份坦然与淡然。

　　“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

　　1911年11月25日，罗竹风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蟠桃镇的一个教师家庭，原名振寰。他三岁丧母，五六岁时最爱听父亲讲《三国》《水浒传》，以及春秋战国故事。八岁那年，罗竹风走进了小学，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国文》。十二岁那年，他考入平度知务中学。他从小对“国文”很感兴趣，十余岁开始写作。高中期间，他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与《热风》，并开始接触文学刊物《语丝》。高中后期，他便来到了北平求学。

　　193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了六名新生，罗竹风便在其列。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让爱国学生痛心疾首。刚刚跨进北大校门的罗竹风便投入到了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先后在北平、南京两地请愿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却遭军警关押数日。同年，他先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主编《北大新闻》报和《冰流》杂志，宣传抗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