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题：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新华社记者

　　三星堆遗址的“上新”，引发各界围观和热议，也掀起又一轮对考古文化的探究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撞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了什么，又昭示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就此近日采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记者：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其中不少与二里头文物几乎“同款”，两个遗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具有哪些特征？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境内，遗址现存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3700多年前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1959年至今的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王朝气象”，目前已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成组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器物，比如都出土有陶盉、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但祖型却在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类似文物年代更早、工艺难度极高。这几类器物都是高级别、高规格的礼器，代表一定的礼制。

　　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性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复杂”过程十分罕见。

　　王巍：这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现在考古学界基本上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性遗址。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礼制，包括宫殿的布局、中轴线的布局、前后几进院落这种宫室制度。这种宫室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比如今天的紫禁城，都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延续的影子。二里头创造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这些铜容器后来成为商周时期贵族用来表明身份的礼器。三星堆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是出现一批与信仰有关的一系列用具，比如总高度在2.6米的铜人立像、大型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黄金面具、金杖等。

　　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文明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痕迹？

　　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商王朝影响的青铜器和玉器，比如发现夏商王朝创立的用璋、戈等仪仗化的器具，发现了在夏商王朝时期受到重视的铜铃等，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明显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两个地方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影响明显。从器物特征和所代表的内涵来看，二者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王巍：商王朝发明的比如铜尊、铜罍在三星堆有比较多的出土。尤其是牙璋，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里持着牙璋。它的神坛，下面有一个立兽，立兽顶着几个小人，小人头上顶着的最神圣的东西恰恰是商王朝创造的铜尊或者铜罍，显然三星堆对铜尊铜罍非常尊崇。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