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史上，作为红色抒情诗人的殷夫是不该被遗忘的。殷夫(1910—1931)，原名徐柏庭，笔名殷夫、白莽、莎菲等。殷夫十四五岁开始写诗，1930年初自编《孩儿塔》诗集，其中有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即是1924—1925年间写的，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在殷夫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曾三次被捕入狱。他对革命坚贞不渝，是兼革命家和诗人为一体的先锋诗人。

　　普罗诗人的鼓号  

　　20世纪20年代末，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诗人，以强劲的革命呐喊冲击着中国诗坛，展示着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赤心。在艺术上，蒋光慈继承了郭沫若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豪放、恣肆、高朗的艺术风格，但还比较“幼稚”，即诗人的真情还没有提升为诗情；在表现手法和语言上过分直白，给人一种过于强烈的情绪“愤泄”，就像他也承认的“我的诗同我自己本身一样，太政治化了，太社会化了”。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先行者，他不但要做“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自题小照》)，“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新梦·自序》)，而且要“勉力成一个东方平民诗人”，做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终生”(《鸭绿江上·自序诗》)。

　　作为红色革命诗歌的早期探索者，蒋光慈以简单明快且极富鼓动性的诗情推动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气，甚至艺术上的粗糙和诗歌的无节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既有时尚和流行，也就有过时和扬弃。就像他的突然而至一样，蒋光慈很快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颓废的浪漫文人。

　　现代革命历史的形象再现

　　继蒋光慈后起的是站在普罗诗歌艺术顶峰上的年轻歌者殷夫。他在现代中国红色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上承续蒋光慈又跨越了蒋光慈，他把革命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水平，成为这个诗派成就最高的代表诗人。鲁迅高度评价殷夫的诗歌属于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时代，称他的诗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是属于别一世界”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诗”(《孩儿塔·序》)。

　　殷夫的诗歌是典型的“红色鼓动诗”，是作为战士的诗人从充满着火与血的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呼喊出来的，因而诗中的意象大多来自实际生活的感受。他诗中虽然有呐喊，但是借助于丰富的诗歌形象且饱含着高昂的革命激情的呐喊，是借助于来自斗争生活的诗性表达的呐喊，因而能敲击读者的神经和心灵。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无疑是红色抒情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这是全世界的创伤，/这也是全世界的内疚，/力的冲突与矛盾，/爆发的日子总在前头。/呵，我们将看见这个决口，/红的血与白的脓汹涌奔流，/大的风暴和急的雨阵，/污秽的墙上涂满新油。……/呵哟，这是一阵春雷的暴吼，/新时代的呱呱声音，/谁都溶入了一个憧憬的烟流，/谁都拿起拳头欢迎自己的早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人在歌唱，他是和他的同志、和广大的工人群众一起在“五一”罢工示威游行中“暴吼”，是无产阶级对新时代的憧憬，也是诗人对现代革命历史宏大场景的形象再现。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气势在殷夫那种饱满的革命诗绪中畅达地宣泄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创造、想象和抒情，在殷夫那里，抒情主体已不再是“我”，而是和伟大的集体力量结为一体，也和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融为一体。五四时期那种个人化的自我抒情被抛弃了，文学中的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力感、悲戚无告的心绪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视死如归的力量和勇气，是群体的“我们”发出的时代大音。因此，在同一首诗里，作为个体的“我”不再感到丝毫畏惧，因为“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我”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集团和一种不可战胜的历史力量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殷夫的诗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从他的诗的节奏里，能够听到无产阶级在大时代的铿锵步调和对光明世界的憧憬，感到那些悲壮的为争取自由的人们的热情和力量。

　　革命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型

　　抒情主体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新诗主体精神的转变，它使得新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体现着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表征着现代文学不可逆转的主流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殷夫是早期“红色抒情诗”的先行者和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