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分析指出，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金庸小说采取古代的题材，通俗的文类、形式，却写出了现代的精神。题材是古代的，古代的人、事，但精神是现代的。金庸小说将严肃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两方面统一了起来。金庸小说写的是虚幻的武林世界，却写出了真切的现实世界。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用通俗文类、形式，写出现代精神

　　在思想方面，金庸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武侠小说(因而被称为“新武侠”)，里面没有旧武侠“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这类文字，没有“任性杀戮”，也没有张口就骂人为“鞑子”的不良习气，而是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金庸作品的主人公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性的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与“五四”新文学相通；金庸在好几部小说里提出来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还写到人性的普遍弱点；金庸刻画的人物很有特点，《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性格鲜明，各有千秋；他善于将小说场面舞台化，或将电影特技移用到小说中。在创作方法上，金庸早期用的是浪漫主义，但到《神雕侠侣》以后，更多地运用象征主义。

　　严家炎还分析认为，在金庸最后的两部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金庸发挥他政论家的洞察力和小说家的想象力，这两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金庸是个政论家，他写过的短评、社论，自己估计大概是两万篇左右。如果一篇是五百字的话，这种社评、政论、短论文章合在一起就有一千万字以上。“这就说明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让人看着玩的，而且是有它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考精神的。”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金庸小说采取古代的题材，通俗的文类、形式，却写出了现代的精神。题材是古代的，古代的人、事，但精神是现代的。金庸小说将严肃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两方面统一了起来。金庸小说写的是虚幻的武林世界，却写出了真切的现实世界。“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与金庸保持20多年君子之交 曾受邀在金庸香港的家中畅聊

　　除了学术上深入研究金庸，在现实生活中，严家炎也与金庸保持一种君子之交的纯粹友谊，保持来往交流20多年，直到金庸先生去世。

　　上世纪80年代，严家炎在北大教书，发现学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的小说，很上瘾，他就很好奇。1991年，严家炎去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东亚图书馆内，他发现，借阅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数量极为可观，一套书借出过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在借书页上密密麻麻敲满了图章，有的金庸小说已被翻得陈旧破烂。

　　《射雕英雄传》是严家炎开始认真读的第一部金庸小说，“跟早年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拿起来就不大容易放下。”读的时候有兴趣，又觉得金庸武侠热，是一个文学现象，值得研究。这让严家炎决心全面深入研究金庸武侠。

　　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在一个小型文化人聚会上，被友人引荐与金庸相识。金庸为人热情，见面后即邀请严家炎去他家里做客。金庸家位于山顶道一号，有很大的书房，藏书极丰富。金庸学养不俗，给严家炎留下深刻印象。两人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作为研究者，严家炎向金庸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两人相谈甚是投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临别时，金庸把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送给严家炎，并派自己的司机送严家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

　　深入阅读了金庸所有武侠作品后，严家炎更是心生佩服。两人也开始了长期的君子之交。多次面谈、通信，让严家炎对金庸的世界了解更加深入。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之后，他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2004年，两人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两人成了心灵之交、君子之交。“与先生交往中，他的宽厚、仁慈、真诚，让我感受非常深。”严家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