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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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现在,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今年,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经100周年,考古技术与百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心里对考古的传统意象,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就已经利用卫星、无人机等方法,确定了落铲的地点。

  “动植物、矿物鉴定等手段,让我们比以前更了解古环境和当时的植物种类、矿物来源等。卫星、无人机等工具改变了测绘方式,可以更大范围、更精准地理解大地貌。”良渚遗址第三代考古领军人物刘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历经四代人85年的考古发掘,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封面浅黄,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上方两个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

  后来震惊世界的良渚遗址,其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去世时仅28岁。他是余杭县良渚镇本地人,1936年时,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在战火逼近之前,发掘工作草草结束,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如“棋盘坟”“茅庵前”“苟山前后”等。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次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

  国破家亡之际,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一个考古发现,与同时期殷墟的惊世发现相比,良渚也显得黯淡无光。杭州各类机构被迫迁移,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施昕更孤注一掷,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有样学样写出了《良渚》。“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昕更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这本《良渚》报告写得挺规范。

  他仅懂一些古生物学知识,无力对手上的古物作出进一步解释。当时,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史前考古的理解框架尚未建立,挖出了一大堆问题。

  他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良渚的黑色陶器,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因此,他把考古报告副标题拟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用黑陶定位良渚,而非后来被证明意义更为重大的玉器。

  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判断文物的年龄,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判断谁早谁晚,大致定位年代。

  就在报告出版第二年,1939年,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在缺医少药的瑞安去世。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

  竹签剥出惊世“王陵”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1963年春,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进行小规模发掘,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之后,发掘再次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