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汉字,历史的积淀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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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日,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数个“乱”字,在网上引发争议:“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体,肯定是赝品。”其实,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物真伪判定的层面。那么,汉字繁简,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 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更是汉字生命现象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所以说,繁简并存,在汉字起源之初就已如此。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简化与繁化,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

  时至战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更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时空舞台。秦代一统,书同文字,小篆虽以规范统一的字体在法理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特别是其中的古文与籀文,尽管都以“重文”身份列于正篆之后,但古文简,籀文繁,即是繁简并存最为直观的体现。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世代相传。

  2 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

  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请、谨、计、谓、谁、语、诛、记等字。还有同音替代者,如“餘”字,《说文解字》:“餘,饶也。”为丰足,宽裕义。《说文解字》:“余,语之舒也。”《尔雅·释诂下》:“余,我也。”作语气词或第一人称代词用。二字古音相同,汉简就用简单的“余”代替了繁复的“餘”。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绛、说、坏、劝、听、体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放区和建国后新出现者只有101个,不及总数的20%,而其余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68个,秦汉96个,魏晋南北朝32个,隋唐五代29个,宋辽金元82个,明清53个,民国6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