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遗36年：从读懂规则到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8月6日，文化东城会客厅，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比申遗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遗产的品质和价值。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的新身份是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还会在故宫里办公，没有了事务性工作的打扰，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价值传播中。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带着团队筹备《万里走单骑》的第二季。

　　团队工作的地点是东黄城根附近一处民国时期的建筑，这里现在已经是“文化东城”会客厅，“文物只有在利用中才能被更好地保护起来”，单霁翔一直这样认为。

　　更具体地说，会客厅就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部，这是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园。公园的西侧，仅一街之隔的是世界遗产大运河澄清下闸遗址。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向西与丝绸之路交汇于洛阳，向东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起点之一——泉州，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样说来，世界上的文化遗产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

　　这部演进史里的成员已经越来越多。到目前，《世界遗产名录》收入的遗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项，中国占据56席，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

　　从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到1987年，中国第一批遗产被收入名录；再到一度出现的“申遗热”……今天，“申遗”正在逐渐回归价值认知和常态保护的初心中来。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

　　“无意间”开启的申遗路和各地高涨的“申遗热”

　　认识单霁翔，多是因为故宫。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宫殿于1987年申遗成功，连同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莫高窟、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等共6个项目一同进入《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

　　只有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才能参与评定世界遗产项目。

　　1985年，侯仁之先生邀请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几位先生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介绍了《公约》的情况，建议中国加入，以便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侯先生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同年，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侯仁之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据侯仁之后来回忆，他与《公约》的“接触”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学。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次“接触”，促成了中国的缔约并走上申遗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申遗热情开始高涨。

　　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长期专注文化遗产利用研究，据他介绍，1997年之前的申遗，主要是由侯仁之、罗哲文一辈老先生推动，地方政府并不十分积极。

　　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成为转折点。张朝枝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1999年推出“十一黄金周”，于是刚刚申遗成功不久的丽江古城一夜之间“大火”，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旅行目的地。

　　地方的申遗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寄希望于通过申遗发展旅游，加速地方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地为申遗大兴土木、整治搬迁，投入的财力数以亿计，“豪赌式”的申遗一度饱受诟病。

　　人们似乎忘了，无论是缔结世界遗产公约，还是设立世界遗产名录，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城市发展上的一些历史遗憾要弥补，如果各地有热情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这是正面的。”

　　单霁翔同时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报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而是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文明交流互鉴 确立保护新规

　　虽然申遗热情一度火爆，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成为中国申遗的难点，读懂规则、融入其中却花费了中国人几十年时间。

　　单霁翔介绍，早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参考的是西方标准，西方的建筑多为砖石结构，人们对东方砖木结构建筑并不理解，认为木构建筑修缮中，换掉原来的木料，修补原来的结构，会破坏遗产的价值。

　　那一时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每年都要到世界遗产大会做“解释”，一遍遍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古建修缮其实正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