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辽西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区域。辽西地区的考古工作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地之一。

　　最早在辽西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是考古学家梁思永。1930年他主持完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后，转道进入赤峰、林西开展考古调查。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由此可知，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发现与命名最早、知名度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1981年，以孙守道、郭大顺先生为代表的辽宁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并试掘了牛河梁遗址，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五冢一坛”横空出世，玉雕龙和斜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了世界。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的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是由于牛河梁遗址的突破性发现，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使得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已经有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古，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建立，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在公元前3300年之后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体现出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可以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完成一些大体量重要建筑群的修建。

　　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当时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以20世纪80年代敖汉旗境内文物普查资料为例，全旗境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606处，其中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便有477处，约占遗址总数的78%。从遗址的规模看，小型遗址仅有4000—5000平方米，大型遗址的规模可达2—3平方公里。相比而言，小河西文化尚未发现大型聚落，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均不足10万平方米，与红山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遗址。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制陶业高度发达，除日用陶器外，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属祭祀用陶器。

　　从积石冢和祭坛的形制看，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但在祭祀遗址数量、规模、布局和位置的选择等方面，红山文化晚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有力证据。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石棺墓，砌筑棺壁的石板达17层，随葬的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器代表一种新型的高规格玉器组合关系，其中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而中小型墓葬的规模偏小，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偏少。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

　　科学与艺术成就引人注目

　　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内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鱼骨，是当时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实证。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发现了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经鉴定有黍和粟两个品种，证明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时开始形成，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结束干凉阶段，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行业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建筑技术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建筑群体的规划与设计上。牛河梁遗址宏伟的规模及坛、庙、冢规整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红山文化晚期建筑业最高成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