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砚重聚 重写传奇故事(2)

　　例如古陶瓷专家、广东省博物馆前保管部主任宋良璧在《收藏天地》(香港)1989年第7期的《千金猴王砚》一文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之手。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后那位藏主把猴王砚卖给文物店邓涛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从邓涛处买下此砚，后把该砚转让给广东省文管会收藏。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建立，从此，千金猴王砚就来到了广东省博物馆。”

　　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广东省博物馆前副馆长王贵忱在《王贵忱书法集》中《题猴王、松鹤二砚墨本》一文中写到：“猴王、松鹤二砚，民初时嗣经陈融诸家递藏，蕉叶白砚则不知所之云，后由商锡永、蔡语邨等先生做缘，由广东省博物馆出重值购藏。”

　　何氏后人何崇甘、何绍圻、张楴祯口述时则说道，猴砚和鹤砚在售卖给广东省文管会或广东省博物馆之前并未离开何家，猴王砚是进入五十年代后经何翰屏的儿子何崇燡或儿媳之手，以高价卖给古董店时，被慧眼识珠的商承祚教授买下，后来转让给广东省博物馆。

　　阮华端认为，经省博专家根据现有资料深入研究梳理，认为何氏后人的说法更为可信。

　　叁

　　独家对话

　　三砚重聚，为何“2+1>3”？

　　羊城晚报：考证三砚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相互关系，工作中最难点是什么？此前关于三砚的不少坊间流传故事，有传奇名人故事，省博专家如何借此机会如何系统考证？

　　阮华端：民间和收藏界一直有“广东三大名砚”的传说，猴砚、鹤砚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入藏省博入藏，但第三方砚我们一直没见到，坊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此次做了详细的考证。此前有些文史学者的记录，也是根据坊间传言记载，并非信史。

　　此次工作的难点，应该是相关史实的考证方面，犹如大海捞针。何氏家族的族谱也比较简略，中间还有缺环，所以专家们走访了多名何氏族亲，与何氏后人口述核实，经过多方考证，前后历时1年多，最后总算厘清了何氏闲叟与三方宝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九晕太极砚入藏不仅令“广东三大名砚”得以重聚，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理清了三方宝砚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其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示。

　　羊城晚报：九晕太极砚作为第三方砚的出现，为进一步厘清三砚的渊源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省博专家还对此做了哪些系统研究？

　　焦大明：三方砚台之间的互相印证，以及在何崇甘先生的帮助下，寻访何氏后人，得到了很大帮助。我们也以此为契机，横向研究了许多资料。

　　例如此前谬传的砚主人“何氏闲叟”为何蓬洲，我们根据何氏后人口述，认为应为何天闲。何天闲得到猴砚后，应该是非常珍爱的，所以请来了探花李文田题字。李文田提的横幅非常有意思，两幅横幅几乎一模一样，唯一差别就在钤印不一样。我们文保中心的同事结论是，当时应该是李文田写了一幅，装裱的时候将纸张分层，再补墨、补印。两个横幅是不同时段来到广东省博物馆的，这一件是上世纪60年代跟着谭惠英的鹤砚一起来到广东省博物馆的，而这一件是第二年4月份从广州画院以2.7元买来的。从墨迹的凸凹感立体感来判断，广州画院的这张应该是上面的原件，应与猴砚同为一套。

　　我们现在知道何蓬洲不是张之洞的幕僚，没有主持开采，那么谁是当时真正的砚务官？现在也考证出来了。端砚老坑历代为官府管理，我们查证到相关文献，1889年张之洞颁令开采老坑时，任命了广东通判邱启寿主持砚务。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还藏了这样一件端砚，砚主人就是邱启寿。我们在铭文中可以看到，1891年时邱启寿还在肇庆任职砚务官。在省博的古籍库中，也有一本道光年间的《端溪砚史》，其中有记载1890年的时候，邱启寿还在做这个砚务官。

　　羊城晚报：此次三砚合璧，对于现代人赏砚识砚有无积极意义？省博的端砚收藏，一直以藏品丰富与专业权威为人称道，未来会否有更多的系统研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