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云集的清华文学院：复建于1946，失落于1952(2)

　　钱锺书上课不用讲义，站在讲台上便滔滔不绝，学生只能拼命记笔记。他讲到哪一部分，就把阅读参考书目写在黑板上。每学期不设考试，交三份读书报告来判定成绩。

　　相比钱锺书的尖锐，杨绛性格温和，讲课轻声细语，学生们以她的名字为谐音给她起了外号“young lady”。

　　文学院还有一些外籍教授。讲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的美国教授温德曾是杨绛就读清华时的导师，他同情共产党，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时，很多人在他的保护下逃过一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籍教授纷纷离校，一直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温德则留了下来。他每周末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放唱片，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他家的大客厅里只有一套沙发，没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倾听。

　　未预潮流者谓之不入流

　　1947年张文朴就读历史系时，教中国史的老师已清一色是清华历史系创始人陈寅恪的学生，如秦汉史教授孙毓棠、魏晋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则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吴晗、专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讲师王永兴和专攻近代史的两位助教陈庆华、张寄谦。其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是陈寅恪的助手。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起，陈寅恪常开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课堂上也会随时引用。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指导思想，学生听课要结合很多辅助资料才能领悟。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和小考，只有学校常规考试，从不给学生不及格。

　　陈寅恪的思想观点为清华历史系奠定了史学传统。在他看来，“身、心、家、国的一致性”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主张“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

　　历史系一年级必修课之一是“中国通史”，由吴晗讲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加入民盟，与张奚若关系密切，在北京常与张奚若在张家屋后的筒子河钓鱼。吴晗政治上反蒋，信奉马列主义，但在课堂上是纯粹的学者面目，不借古讽今。他讲课不完全按朝代划分来讲，而是选择官职、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专题贯通来讲，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有同学经常旷课，惟独吴晗的课从没旷过。

　　清华历史系的教材选用也别具一格。那时大多数高校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师讲义，指定学生阅读相关“学术名著”，如讲“唐史”指定学生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明史”指定学生阅读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等。清华历史系则讲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读“学术名著”，而是让学生直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原著。

　　张文朴记得，邵循正讲授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他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讲课喜欢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胜。他身体瘦弱，讲着讲着就要坐一会儿，有时还要吸一口烟。

　　“教育要追求应然”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在高等学校实行课程改革。实际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被接管，人事、课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开始了。

　　课程改造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系以培养文教和文艺干部为主要任务。

　　外文系原来以英文为主要外语，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注重文学素质培训。教改后，外文系分设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人员。

　　很多学西方语文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到俄语专业，将这视为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论述“语言没有阶级性”，说服他们安心留在原专业。

　　一位法文口译教授被借调参加了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回校后宣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被外文系师生视为笑谈，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钱锺书的讥讽。

　　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辞去历史系主任，分别由金岳霖和吴晗继任。9月26日，吴晗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

　　清华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