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云集的清华文学院：复建于1946，失落于1952(3)

　　资中筠与冯钟璞关系要好，常去冯家。在资中筠看来，文学院教授大多个性鲜明，各具锋芒，甚至文人相轻，常有矛盾，要做好这个院长绝非易事。她觉得，冯友兰学问能服众，是少有的真正能称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而且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兼容并包，有老派儒者风范，因此能让文学院中人和睦共处。

　　冯友兰数次在清华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但从未被正式聘为校长。解放前夕，清华一度到了无法开出工资的窘境，也是他临危受命。资中筠说，冯友兰不仅行政才干突出，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对《冯友兰论教育》中一个观点感触颇深：“政治是处理已然，教育要追求应然。”

　　1949年夏，过完暑假回校的资中筠强烈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外文系的三十几名学生，有一大半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离开了学校。校园里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政治学习增多，团组织也频频开会。

　　经济学家王亚南受邀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大课，每个系派一名助教指导，学生分组讨论，这是资中筠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陈毅也到清华作报告，强调解放军进城后的统战工作，他说：“人家说我们右，我们就是右了怎么了？”

　　1949年，17岁的韩家鳌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迎接开国大典，他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学革命歌曲、准备游行等各种活动填满。

　　赵淑华本是历史系学生，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她回忆，当时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工农兵倾斜。她班上20名同学，约三分之一出身于工农家庭。

　　“旧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中文系新生鲜有好学古代文学的。为应对考试，韩家鳌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线装《诗经》，一旁做题的工科生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自在。

　　中文系里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广田教现代散文，余冠英教《诗经》，吕叔湘和朱德熙教语法修辞，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教新诗，王瑶讲中国新文学史，季镇淮讲古籍导论，马汉麟讲音韵学，吴组缃讲现代小说史，郭良夫上习作课。还有一些兼课老师，如艾青讲授现代诗，何其芳讲授文艺学。在频繁举办的专题讲座上，韩家鳌听胡风讲过鲁迅，听郭沫若朗诵过自己的诗。

　　李广田是诗人、作家，讲课不限于理论，引人入胜。他的课总有七八十个本系和外系学生来听，这在大一文科中比较罕见。

　　也是在1949年，羊涤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哲学系1929年建系后发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师云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被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即清华学派。羊涤生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逻辑分析，都有家国情怀。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金岳霖先后担任哲学系主任，两人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识分子尤其是冯友兰、潘光旦等民盟成员都被要求作检查，由年轻老师和学生审查提意见，冯友兰和潘光旦屡次不过。金岳霖闻之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金岳霖讲授形式逻辑，带学生念英文原著，选修的学生很少。每周六，他会换一身西装，将皮鞋擦得锃亮，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

　　50年代初，受苏联极左思潮影响，形式逻辑受到批判。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为全校学生讲政治大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总结时说：“艾思奇讲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讲的都符合形式逻辑。”羊涤生听说，之后艾思奇几天没睡好，后来金、艾二人成了朋友。

　　那时，有的老师讲西方哲学史，每讲一个哲学家，都要贴个标签，说明他代表哪个阶级。

　　王宪钧讲“二难推理”时提到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一对师生签订合同，老师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学生先付一半学费，若第一次官司打赢，再付另一半学费。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老师得不到另一半学费，打算起诉学生。学生对老师讲，如果你胜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学费；如果你输了，按照判决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学费。因此无论官司输赢，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学费。

　　80年代，在清华教形式逻辑选修课的羊涤生去北大找王宪钧。对于“半费之讼”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后学生不付学费，老师可以再次起诉他。因为学生既然赢得了诉讼，那就该支付另一半学费。

　　“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资中筠正在做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锺书。她最初的题目是《中西小说之比较》，因框架太大，被钱锺书改为《从西洋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中国小说》。钱锺书没有为她开列参考文献，只建议她看自己在这方面的著述。

　　当时清华园内从军热潮高涨，学校大礼堂几乎一天一场大会，号召参军。资中筠深受感染，决定放弃一切报名参军，但未获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