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凯里：苗绣“出圈” 绣娘每年增收数千元(2)

　　相比梅香村，坐落在巴拉河畔的季刀村地理位置更便利，古朴的吊脚楼靠山依次而建。陈琴很早就有了商业头脑，她在2010年将自己家改建成一间民宿，开始接待来自外地的游客，组织村民着民族服装进行歌舞表演，摆长桌宴、做苗绣展示。

　　但陈琴没想到，当她真正有机会为绣娘们联络到刺绣的订单时，她们会因对方的要求“高”而拒绝，“其实真的是要求高吗？不是的，人家(企业)的要求可能只是和绣娘们日常用线的配色不同，图案的要求不同，或者针脚精湛程度要求更苛刻。”陈琴知道，这要求并不是高，难点在于绣娘们不愿意转变的思路和习惯。

　　“我们所有的刺绣都是一部史书，是我们苗族历史的记录，每个绣娘都是不同的设计师，她们的审美很抽象，有自己对生活和万物的理解。你喜欢红色，她喜欢紫色，还有人喜欢绿色，都没关系。但订单，是有标准的，统一的要求，严格遵照别人的要求来，她们难以接受。”陈琴可以理解与自己妈妈、祖母一般大的绣娘们的想法，但她无奈的是最终她们告诉她，“算了，我不做了，我不会。”

　　陈琴在认识刘睿之前就意识到，这里需要转变，只是困于“怎么转”。2015年，刘睿找到陈琴，开始对季刀村的绣娘们开展起为期3年，每年4次的培训。

　　“蛰伏期”

　　“提升技艺、与市场接轨、有订单来做。”刘睿说，培训目标无非是这三个，提升技艺不难，苗寨妇女的刺绣手艺来自家传，传统人家为女儿缝制衣服、制作盛装、嫁衣，手艺精湛与否一目了然，老帮幼，技艺好的绣娘教技艺差的绣娘，是世代都这么做的。

　　但刺绣标准因村而异，因家庭而异，因人而异，同一图案的针脚数量、用线色彩，刺绣手法各不相同，绣娘们最难接纳的是“与市场接轨，按标准做工”。

　　顾兰花说，曾有企业提出了定制要求，绣娘们按照企业的要求“打样”，但几次都不符合要求，绣娘们就急了，“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放在这里，你要觉得不好，你就走。”

　　刘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标准化”就成为培训的重点。

　　“出自不同人手的图案要一致，同一个边，针脚数量要相同，购买来刺绣的丝线得是同一批次，不然就算一种颜色的线，也会出现色差。课堂上讲过的‘标准化’对于绣娘们来说生涩难懂，但转化成绣片上一样的图案，相同的配色，考究的勾边，定量的针脚，她们心里便有了数。”

　　培训课后会有“作业”，评选优秀者给予奖励。每次培训后的两个月时间里，绣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巴掌大一块“定制”绣片，在下一次培训时参与评奖。500元、300元、200元和100元分别作为一二三等奖和所有参与者的鼓励奖。

　　“这样你算一笔账，一个绣娘如果技艺好，一年光奖金可以拿一两千元，而这一两千元，除了解决她们实际的生活困难，更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原来家用的、自娱自乐的苗绣，怎么样可以卖钱。”

　　还有思维方式的转变。

　　刘睿告诉记者，2016年，有一家企业在一个村里定制了一批绣片，但到了合同约定的时间企业来收货时傻眼了，“一个都没有，你能想象吗？企业一张完整的绣片都没见到。”刘睿后来了解到，绣娘们觉得之前跟企业商量好的价格偏低，不想做，于是不声不响就不做了。

　　2017年，为了让绣娘们更多了解服装业的流水线工艺，刘睿和上海一家知名服装企业取得联系，挑选了20名绣娘到厂实习，合同期是一年。但干了两三个月后，有绣娘不打招呼就自己回了家，理由是，“不适应上海的生活。”

　　这两件事成了绣娘培训课上的反面案例，刘睿说，大家不懂合同，不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你同意的价格后来反悔不做了，你这是违约！是要给人家赔钱的！”他也反思，此前对绣娘们的培训多是“顺毛哄着”，现在遇到问题也要批评教育，“挣钱哪有那么容易的！”

　　除了在村里开培训课，凯里市文产办还组织各个村的绣娘们互相学习，带大家走出凯里，到贵阳、杭州参观刺绣企业。参加杭州、北京、深圳等地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并在现场让大家展示苗绣。凯里市自己也组织了博览会，邀请外地企业和厂商来参观，刘睿觉得，前期闭门培训，都是吸引机会和订单的“蛰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