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对外文化教材才是好教材(2)

　　首先，文化教材普遍只标注“对外文化教材”或者“专业汉语教程”，而没有对教材难度或者使用者的汉语水平作出明确界定，给学习者带来选择上的困惑。

　　其次，由于编写者的理念和侧重点各异，文化教材一方面包罗万象，另一方面呈现出无序化的特征。“知识文化”项目远远多于“交际文化”项目，过多“知识文化”容易使学习者产生被灌输中国价值观的误解，容易使学习者产生“文化休克”，妨碍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有些文化教材上的“知识文化”内容过于冷僻，比如有的教材讲葬礼时介绍了陪葬、天葬、悬棺；讲《周易》时介绍了坤卦、乾卦、六爻；有的教材介绍了中国的男尊女卑和愚孝观念。对外文化教材编写需要萃取中国文化精华、选择容易引发学习者共鸣的文化内容，回避语言难度过大、思想观念陈旧的内容。在2008年出版的《说汉语 谈文化》第一课中，编写者设计了一段中国人王大伟与外国人麦克尔的对话，王大伟对麦克尔说：“‘有空儿去我那儿玩儿’也是句客气话，随口说说的。”这样的课文内容导致外国学习者认为中国人说话言不由衷，不利于在外国学习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

　　再次，很多文化教材课后习题的提问方式过于生硬，比如，“请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请问你如何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你的国家有没有类似中秋节这样的节日”“中国京剧和西方戏剧的区别是什么”。提问大多站在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立场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发出，而且有些问题不是在寻找文化共同点，而是强调中国文化与外国学习者本国文化的区别，这样的提问方式容易招致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和拒绝，原因是人容易接受与自己的“前理解”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而排斥与自己的“前理解”差别较大或者完全不同的文化。

　　因此，在教材编写中，我们应该遵循文化的可通约规律，寻找不同文化的共性问题，建立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连接点，拉近学习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过分强调文化的不同，不仅不能突出中国文化的优势，反而会拉大外国学习者与中国文化的心理距离。

　　3、对中国文化客观呈现，不溢美，不说教，不以中国文化的标准评价他国文化

　　文化教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是对外文化教学的依托，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给文化教材编写带来了巨大挑战。那么，如何编写对外文化教材？

　　首先，教材呈现的文化内容应具有世界性意义，能被更广泛的群体尊崇、接受和共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扩散能力。偏颇的观点、冷僻的知识、陈旧的文化观念，不适合作为对外文化教材的内容。

　　其次，文化教材的内容要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化教材的内容要随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呈现新的文化现象，展现中国的新面貌。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放弃或背离，而是要积极寻找传统文化被当代社会所赋予的新的生长点，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讲述可供全世界分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故事。

　　再次，对外文化教材既要满足学习者提升语言交际能力的需求，又要满足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对于大多数外国学习者来说，文化交际是他们学习的首要目的。对外文化教材作为文化产品要考虑学习者的第一需求，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对于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厚此薄彼的做法并不可取，这种做法会使学习者因所学内容实用性差而失去学习兴趣。

　　从编写体例上看，需要建构系统的编写体系，注重各部分的逻辑联系。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文化内容的选取不能是随意的，而应是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要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并且由表及里，既呈现表层的文化现象，同时又阐释深层的文化内涵。教材课与课之间以及每课内部的逻辑联系也十分重要。以《汉语中级口语》下册第一课为例，该课对话课文的内容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传达的是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叙述性课文“特殊的生日礼物”讲述了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心，两段课文相得益彰。在课后练习中，编写者选用了古诗《游子吟》，凝练而唯美地再次说明了中国的父母与孩子的情谊。两段课文与练习衔接密切、关联自然，而且由今及古、由易到难，知识型文化和交际型文化都有所涉及。